2017年 ， 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了更新SCC的建议 ， 但那时 ， 对气候变化采取否认态度的唐纳德·特朗普已成为美国总统 。 科学机构的研究结果被忽视了 ， 取而代之的是更低的估计值 ， 这基本上是彻底否定了支撑碳排放社会成本的气候科学 。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 ， SCC的值降至每吨1到7美元之间（SCC通常不是单独一个数字 ， 而是一个可能值的范围） 。 之所以出现这个较低的数值 ， 主要是忽略了可能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气候影响 ， 并显著降低了以今天的美元计算的未来损害成本的估计 。
从“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ACE）计划中就可以看出SCC数值下降的影响 ， 该计划是特朗普用于取代奥巴马“清洁能源”计划的措施 。 奥巴马的计划旨在到2030年将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2005年的水平相比减少32% ， 而ACE计划预计将在同一时间框架内 ， 减少0.7至1.5%的排放量 。
“特朗普的计划实在是太平庸了——它真的什么都无法实现 ， ”研究人员表示 。 根据未来资源研究所开发的模型 ， 尽管ACE计划会降低燃煤电厂的排放强度 ， 但燃煤电厂的数量和燃煤发电量预计都会增加 。
关键的重新计算
乔·拜登总统在2021年1月上任的第一天就成立了一个工作组 ， 主要职责是给出临时的SCC数值 ， 并为将于2022年1月公布的新SCC确定计算方法 。 2021年2月 ， 工作组将临时SCC设定为奥巴马政府最近使用的数值：每吨51美元 。
然而 ， 自最初的SCC计算方法提出以来 ， 一些思维已经发生了演变 。 最终获得的SCC使用了几个不同的模型 ， 并将4个关键因素结合在一起 。 首先是社会经济预测 ， 用来估计经济将以多快的速度增长 ， 未来将有多少人口 ， 以及这些人将排放多少二氧化碳 。
其次是气候将如何对二氧化碳排放做出反应 ， 比如海平面上升或气温上升的速度有多快 。 第三个因素是收益与损失 ， 比如适应海平面上升的成本 ， 或者气温上升将如何影响劳动生产率 ， 以及作物产量所受到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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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因素是 ， 未来的收益和成本将以今天的货币来衡量 。 这一因素考虑的事实是 ， 二氧化碳将在大气中存在数千年 ， 并且随着温度的升高 ， 其危害也在增加 。
这种将未来资本或效用折算为现值的过程被称为“贴现”（discounting） ， 可以对SCC产生重大影响 。 这种做法也可能引发争议 ， 毕竟气候变化的影响将在数百年后才能感受到 ， 而现在削减排放需要花钱 。 高贴现率意味着今天活着的人比后代更有价值 ， 低贴现率的意味相反 。
自SCC提出至今 ， 科学家对气候变化导致的破坏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 目前科学家有大量现实生活的数据可用 ， 而不是对未来某个抽象点上的温度与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假设 。 从用数学方法描述气候与人类利益之间的关系 ， 到拥有数据以便尝试理解这种关系 ， 确实是巨大的进步 。
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也意味着研究者可以更好地考虑气候影响的不确定性问题 ， 而不是仅用归纳的方式 。 此外 ， 气候变化在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影响也需要考虑在内 ， 不是说全球GDP会下降5% ， 或是全球平均气温上升2摄氏度 ， 而是我们现在可以讨论一下人们生活的地方 ， 比如伦敦、孟买或底特律将发生什么 。
规划未来
随着科学和思维的改进 ， SCC将如何更新 ， 研究者还提出许多其他想法 。 例如 ， 我们可以考虑一些重大变化带来的风险 ， 如冻土融化、海洋环流变化和国内冲突等 。 对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的预测也可以考虑在内 ， 因为这两者都会影响对碳排放和气候灾害的预测 。 明确某些知识上的空白 ， 比如社会将如何应对不断上升的温度 ， 可能有助于得出一个更有效的数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