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其他地方 ，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初步迹象：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 ， 人均预期寿命开始停滞不前 。 事实上 ， 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在2015年至2020年期间持续下降 ， 是自1915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间）以来的最大降幅 。 在英国 ， 人均预期寿命从2011年开始出现明显的放缓 ， 从2015年起没有任何增长 。 可以说 ， 英国人正在经历二战以来最缓慢的人均预期寿命增长 。 新冠病毒的影响无疑会进一步下调这些数字 。 在医学前沿 ， 巴斯德式的突破似乎出现了某些问题 。 药物不起作用了 ， 至少不像以前那样 。

文章图片
图3/4

医学领域的“爱隆定律”
药物的开发似乎遵循着所谓的“爱隆定律”（Eroom’s Law） 。 简而言之 ， 每10亿美元所研发的批准药物数量每隔9年就会减半 。 70多年来 ， 这种模式基本上一直保持不变 。 自1950年以来 ， 研发新药的成本至少增长了80倍 。 美国塔夫茨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 ， 从1975年到2009年 ，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一种药物的开发成本至少增长了13倍 。 到2000年代中期 ， 这一数字为13亿美元 。 相比之下 ， 在20世纪60年代 ， 每一种药物的研发成本约为500万美元 。 至少在新冠疫情之前 ， 药物开发的时间线仍在延长 。 爱隆定律显示 ， 研发新药需要越来越多的投入和资金 。 在医药领域取得突破的难度呈现上升趋势 。
“爱隆”并不是某个人的名字 。 这个定律名称其实是把摩尔定律（Moore’s Law）倒过来拼写而得 。 摩尔定律是指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每两年就会翻一番 ， 从而推动计算能力呈指数级增长 。 如果说有什么能代表技术乐观主义的话 ， 那就是摩尔定律 。 与此同时 ， 作为制药行业的深层模式 ， 爱隆定律正好相反 。 医学进展没有复杂化 ， 也没有变得更容易 ， 但遇到的挑战却往往如此 。
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 ， 新药也很稀缺 。 自那之后 ， 人们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 ， 那就是“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 而我们所处的时代 ， 再次引用谢默斯·奥马洪尼的话 ， 是“一个期望没有得到满足和不切实际的时代 ， 一个失望的时代” 。 药物开发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是罕见病 ， 另一个是慢性病 ， 比如高血压 。 二者都能提供稳定的、可预测的回报 。 严重但常见的疾病已经消退 ， 而普通感冒等疾病带来的挑战依然存在 。 与此同时 ， 制药研究有持续亏损的趋势 ， 这对人类的未来而言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
一切都非常奇怪 。 这违背了基本的常识 ， 即大规模的研发活动应该会带来大规模的回报增长 。 在潜在科学和技术工具已经取得无数进展的背景下 ， 这种趋势依然存在 。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 ， 每个化学家可以合成的类药物分子数量增加了800倍 。 分子文库——药物研究的基本构件——获得了极大的扩充 。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 DNA测序效率已经提高了10亿倍以上 。 计算机药物设计等新领域在功能上越来越强大 ， 为这些进步提供了支持 。 如今 ， 与健康相关的研究支出占所有研发支出的25% ， 而在20世纪60年代 ， 这一比例仅为7% 。 从表面上看 ， 科学、技术和经济都暗示着新药物的开发应该加速 ， 并且变得更便宜 。
爱隆定律与始于巴斯德的模式相悖 ， 表明我们面临一个日益严峻 ， 并且与预期寿命提高放缓密切相关的挑战 。 每一年 ， 我们都需要更多的资金、研究人员、时间和精力来实现医学突破 。 我们每个人 ， 包括我们的家人和朋友 ， 以及我们的基本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 当轮到我们 ， 或轮到我们所爱的人 ， 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 ， 这些问题就会变得无比现实 。 对医学进步如此不平衡的理解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