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道德理想
新京报：2016年，你和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奥特弗里德·赫费教授有过一次对谈，其中涉及一个很多次被提起的问题：“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 。从比较概括的方面来说，康德的哲学正如他对“物自体”和“现象界”的划分，有着理想主义的特点，你和赫费教授的分歧也部分体现于此：他会基于康德的哲学对现实社会的政治、伦理现象展开分析，而你认为，康德的那个“目的王国”更应该停留于彼岸 。这里有两个问题：严格将其限制于彼岸，是否会削弱康德哲学的理论潜力？如果今天再来向你提问，相较于黑格尔，康德这种高度理想主义的理论之于当下世界独特的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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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弗里德·赫费（Otfried Haffe），当代德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著有《实践哲学》等 。
邓晓芒：在我和赫费对谈的前不久，我刚刚发表了一篇《重审“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问题》（见《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6年1期），所以谈起来比较驾轻就熟 。总的来说，我欣赏黑格尔的是他的严格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现实感和辩证的方法论，对康德则赞同其对人类终极目的的理想主义的超验态度 。
在那次对谈中，赫费似乎更倾向于用康德的社会政治伦理来具体规范人类现实的政治生活，而我对他的不满则是他似乎忘记了给人类终极目的的理想性留下余地 。在他心目中，似乎只要我们意识到了应该怎么做，并且严格按照那样去做，一个理想的社会或世界秩序就可以成为现实 。我却认为，即使人们都意识到了应该如何做，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到，很可能严格按照理想而实现出来的只不过是一幅理想的漫画 。正如“联合国”按照当初的设计应该是一个人类从未有过的合理合法的制度，但一步步走到今天，却成为了一个被大国操弄的橡皮图章 。
今天来看，对这种理想的失落感到惊异其实是对人性之恶估计不足的表现 。康德曾说过，即使每个人的本性都如天使一般纯洁，也不能指望他们能够在现实的人际关系中长久保持这种纯洁天真，而必然会滋生出虚伪和算计来 。但康德比黑格尔高明的地方在于，他并不自以为掌握了上帝的“理性的狡计”，而是让自己设想的“目的国”或“永久和平”置于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状态 。尽管现实中没有一种制度可以完全适合于这种理想，但却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要这种理想，而必须让它悬于彼岸，成为我们不断努力接近的终极目标，从而推动人类从恶到善不断的自我改进 。
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设计看起来似乎非常迂腐，历来也受到众多学者的指责甚至鄙视，但其实是一种大智慧，是看穿了人性之恶同时又永不放弃的一种哲人之思 。它给人类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保持一种批判精神提供了永恒的坐标 。所以我赞成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马尔库塞等），即乌托邦的理想并不是毫无用处，它可以用来批判现实，而现实永远是需要批判的，人性的自由正体现在自我批判中 。我对赫费的不满则在于，他似乎以为经过哲学家们缜密的计划，彻底贯彻公平正义原则，联合国这类世界组织就可以完全按照人性而达到合理的存在，由此而显示出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
我对此深有保留，而认为这些并不是哲学家所应该主要关注的事情，他们更应该考虑的是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对人性的反思以及对人的生存境界的提升，这里需要的不是技术性的操作程序，而是对普遍人性（在今天尤其是跨文化的人性）的理想的整合 。但永远不要以为，这种理想可以由某种黑格尔式的“历史必然性”而在地上实现出来 。我们顶多只能借此做一种批判的试探，还要随时警惕，以免陷入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式的“反乌托邦”陷阱 。因为人的有限性注定了，没有人可以成为上帝，可以将这种历史必然性完全掌握在手中 。真正推动历史进步和人性改善的并不是那些审时度势、老谋深算的投机分子，而是那些以人类“不切实际”的理想激励自己去战斗、去牺牲的人，哪怕他们是失败者 。“我相信，于是我坚持！” 三宝的音乐剧《世界的尽头》的最后这句歌词，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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