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科出身的东京大学的副校长，吉见试图回应的问题，毋宁说也正是我们当下不得不直面的问题——文科该如何活下去？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出给国家、社会、学生的问题，不如说是出给教育管理者们的问题，他们首先要面对的是，在已身在“创新”风潮中的文科教师、学者们的生存问题和包括资源分配等与学科存亡息息相关的关键问题 。作为一个从事日本文史教学与研究的“文科”从业者，自然不难理解其良苦用心，且心同此心、感同身受；甚至不妨明言，文科危机，四海攸同 。不过，这里似乎依然有两个问题需要仔细推敲、斟酌 。首先，这种宽泛的“文科”“理科”区分是否会在“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意义上混淆了理科与工科医科、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使命和功用 。前文谈到的“强基计划”，在政策制定者那里，正是“要突出基础学科的支撑引领作用，重点在数学、物理、化学、信息学、生物学及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相关专业招生” 。基础学科的意义需要以官方政策强力倾斜支撑本身，其背后不正是人文学科和理科被认为“短期无用”吗？在这一点上，日本与中国别无二致，吉见就坦率地指出，“‘挣钱的理科’与‘不挣钱的文科’这一对立成为了世间的‘常识’，这才是隐藏在本次‘废除文科学部问题’引发的事态背后的真正的根本性问题 。”其次，吉见指出，今天日本的“重理”路线实则是战时总力战体制、“选择与集中”政策的惯性延续 。这一战时日美争胜的逻辑转而在当下提高日本大学“国际竞争力”的语境下得以继承，此说堪称洞见 。而在批判理科式“完成目的的有用性”时，作者给出了两个案例：“日本经历了这样的教训，战争时一说‘鬼畜美英’，大家都众口一词痛斥‘鬼畜美英’，战后一说‘高速增长’，大家又都朝着‘高速增长’奋力疾行 。”在这一论述中，战后与太平洋战争时期似乎共有某种因理科式“工具理性”而形成的目的批判、价值相对自觉之缺失 。关于前者，作者在本书第一章做了具体的展开：
二战中的日本抱着战胜美国这一明确的目的，以能够直接贡献于此的理工科应用型学问为中心，全力动员大学的知识资源支撑战争，结果却是一切化为灰烬，国民遭受灭顶之灾 。视目的为既定要求，一味追求作为工具的有用性——从这样的思考模式之中，无法产生“其实战胜美国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对目的本身进行客观批评的视点 。在那个时代，担负知识生产责任的大学本应该做的，不是跟风设立有助于提高军事技术水平的研究所，而是勇敢地指出大家正在追求的目标从根本上是错的，从而转换价值标准，确定新的目标，开创出新的时代 。
在目的-价值二元论中，吉见先生以“日本战胜美国是否可能”的问题（而非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作为批判理科“目的有用论”的批判似乎暗含着“如若可能，便可支持”的逻辑是否妥帖（在战时日本，理科以科学技术杀人，而文科用思想文笔杀人，虽强度、烈度有别，但在“目的/价值给定”的意义上别无二致，“笔部队”此之谓也）且按下不表，需注意的是，这一观念实则是以流动性的“多元价值”之存在空间、以“价值有用”为追求的文科之批判空间为不言自明的前提，但是，这一先决条件本身却并不是自明的 。而若价值唯一，那么质疑与批判是否可能，对于明治以降的日本历史而言，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既然在某些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价值难以多元，如此则从多元价值的可能性上讨论文科存在的价值恐怕就有些勉为其难 。并非是要彻底否认吉见的立论基础、求全责备，因为此书原本便是在“‘欧美列强’的全球性学术霸权不断推进的当下”、以日本民众为预设读者，而只想强调，落实到实践层面，这一论断并不具备超越时代和国界、可操作的普遍性 。

• 四川著名的川菜厨师
• 四川一政府部门78万采购月饼 小说
• 1771年是几世纪
• 四川发现一处风水宝地在哪里
• 四川妈妈镇哪个县
• 海底捞是哪里的品牌
• 四川特色乡村
• 四川话常用口语
• 大雪山在哪里
• 亚丁稻城在四川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