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疑惑，王维与裴耀卿同是山西蒲州人；王维在济州当司仓参军时，裴耀卿是济州刺史，算是王维的顶头上司；从后来王维为其写的《裴仆射济州遗爱碑》，也可推知他们之间关系很好 。按常理应该投书同是宰相的裴耀卿“求官”才对 。但王维为什么偏偏选择张九龄干谒？
我们不妨这样分析：正因为王维与裴耀卿有这层关系，才需要避嫌，以免被人拿住把柄，特别是同为宰相的李林甫，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也许这个干谒张九龄的事，就是王维和裴耀卿商议的“套路” 。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王维的好朋友韦陟，此时正受张九龄器重，担任中书舍人 。深知张九龄喜欢延揽文学人才，也知道张九龄对王维的才名颇为看重，所以建议干谒张九龄，他可以从中斡旋 。
第三种的“一枪命中”问题，我们可以细细读这首诗，看王维是如何“以诗干谒”，敲开宰相的大门：
前十六句用各种典故，绕着弯夸奖张九龄政绩卓著、任人唯贤，夸他执政有方、风度俨然、大国外交、威伏四方 。句句有来历，字字有分寸 。
后六句才开始委婉求推荐：“贾生非不遇，汲黯自堪疏 。学《易》思求我，言《诗》或起予 。”
最后表态：“尝从大夫后，何惜隶人余”，如果起用我，不挑拣岗位，不在乎官阶，就想跟着您老干一番事业 。
干谒诗，是一种特殊题材的“求职信”，它的核心在于“精准发力”：写给谁？什么时间写？写什么？怎样写？都要费心思量 。夸人要诚心而恰当，不能说过头话，拍马屁不能出响声；自我介绍要自信又不能自吹，更不能狂妄；求职要委婉不能“伸手要官”；表态要谦虚又不能猥琐 。
从效果论，以成败论，王维这首诗，都是干谒诗的“典范” 。
诗外的功夫，选择写给谁、什么时候写、怎么写，体现了他的官场经验和政治智慧，其谋划周到、周全 。
张九龄出身于书香门第，也是少年成名的天才，他的成长道路、为政理念，形成自己的用人标准：“诗文精神”“博学之士” 。王维自身条件是合乎他的择人标准，所以写诗给他干谒，对路子 。
张九龄刚任宰相不久，正是延揽人才、组建自己团队、推行自己为政理念的时候 。这个时候递上“投名状”，恰其时 。
张九龄身为宰相，如何恭维？必须按照一个政治家、一个“贤相”的样子来赞颂，精准定位，合乎身份 。
诗内功夫，也非同一般 。王维的诗，一开始就生动描绘张九龄的宰相风度，有事实、有典故，有虚有实，从他的风度、他的德行、他的声望、他的文采，一一赞颂 。恭维得有分寸、上档次 。
干谒诗中自我介绍是难点，如果说得少、说得不充分，怕人家主公“不觉得你是个人才”；说得过了、吹得大了，又怕“惹人讨厌、说你狂傲” 。
王维这首诗后六句，先以贾谊、汲黯自比，安心处于逆境，不怨愤、不牢骚 。接着用了两个典故，“学《易》思求我”，用的是“非我求蒙童，蒙童求我”（《易·蒙》）；“言诗或起予”一句，用的是《论语》里“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这两句诗把王维自己才华学识的自信、甚至自负都巧妙地表达出来，且藏而不露 。
最后两句的表态很重要，心态、姿态，都是“崇敬您的为政风度和人格”，甘愿追随您，不计较职位高低 。
干谒诗，写得不卑不亢，坦然大气 。
开元二十三年（735）三月，张九龄举荐王维担任右拾遗 。沉寂六年王维离开他隐居的嵩山，赶往洛阳上任，再次回到朝堂 。
右拾遗隶属中书省，级别是从八品上，掌管供奉、讽谏，扈从乘舆，算是级别不高、位置重要的官职 。回想过去自己第一次从政担任太乐丞，只是技术性的“吏”，这次进入权力中枢，才算是真正参与政治的“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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