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边，B.D.S.运动（Boycott, Divestment, Sanction,抵制、撤资、制裁以色列运动，该运动倡议对以色列进行抵制、撤资和经济制裁，目的是要求以色列履行其国际法义务，从占领领土撤出、拆除西岸隔离墙、实现以色列境内阿拉伯-巴勒斯坦公民的完全平等以及“尊重、保护和促进巴勒斯坦难民重返家园和重获财产的权利” 。反对B.D.S是美国的以色列游说团体的首要任务，他们在美国许多州成功游说了针对B.D.S的法律）对班杰利公司的声明和决定表示热烈欢迎 。巴勒斯坦的B.D.S.全国委员会的在推特发帖，称赞班杰利公司的决定“朝着结束该公司在以色列非法占领和侵害巴勒斯坦权利方面的共谋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同时，B.D.S运动也呼吁班杰利做出更大努力，终止在“种族隔离的以色列”的所有业务，因为“与种族隔离的以色列做生意违背了该公司的社会正义承诺” 。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班杰利的声明的确受到支持B.D.S.运动的亲巴勒斯坦活动团体数年来积极行动的影响（班杰利曾多次派代表访问以色列，以研究冲突的一手资料），但公司声明和两位创始人在《纽约时报》的刊文均明确否认支持B.D.S.运动：“班杰利公司的声明不是在赞同B.D.S.运动[……]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以色列国家的支持者 。但支持以色列与反对它的部分政策是可以并存的[……]事实上，我们认为这一行为可以而且应当被视为是在推进正义和人权，这也正是犹太教的核心信条 。”与此相对，以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为模板的B.D.S.运动强调抵制整个（种族隔离的）以色列政权，而不仅限于其非法定居点，并且支持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right of return） 。因此，不能简单将班杰利的声明与B.D.S.运动的胜利划上等号 。
左翼对班杰利公司的决定表示了欢迎和赞赏 。《卫报》专栏作家奈斯林·马力克（Nesrine Malik）指出，尽管商业界对社会运动/活动（例如#MeToo和“黑命攸关”）的参与大多充斥着表面作秀和投机主义，以安全、低成本的道德姿态和声援代替实际行动和结构转变，甚至试图以政治发声粉饰和掩盖企业内部问题，但在班杰利事件中，公司声明意味着实质性的后果与代价，这将它与那些轻飘飘的商业战略举措区分开来 。具体而言，该决定不仅让班杰利公司遭受“恐怖主义”的指控，而且可能在美国本土面临严重的法律问题——有30个州通过了相关反抵制法，迫使该州社保基金从拒绝与以色列做生意的公司那里撤资 。事实上，德克萨斯州等多个州已启动相关举措，试图找出班杰利公司违反反抵制法的证据，以将其列入黑名单 。因此，即便班杰利公司此举是为了争取更多亲巴勒斯坦顾客购买其产品，其商业获益也很可能会被美国和以色列所施加的限制和造成的损失所抵消 。
然而，沸沸扬扬的“冰淇淋之争”或许还有另一面 。半岛电视台资深政治分析员马尔万·比沙拉（Marwan Bishara）提醒，以色列当局可能正在狡猾地利用班杰利事件制造喧闹、帮助其摆脱近期“飞马监控丑闻”（推送链接）的压力——此前多国新闻机构联合起底了一起全球大规模监控丑闻，据称，以色列科技公司NSO集团向一些国家的政府出售了自己研发的“飞马”（Pegasus）间谍软件，以监控记者、学者、律师、人权活动人士、反对派领导人、甚至他国领导人 。
政治策略和公共舆论专家达赫丽亚·谢德林（Dahlia Scheindlin）也注意到了“飞马”与“冰淇淋”的微妙关系，认为将两件事并置可看出以色列政府对于公共事件的优先选择 。侵害人权、破坏新闻自由、可能导向政治暗杀的监控事件竟然退居次席，彻底被国家对一家私营公司的非暴力政治抗议的剧烈反应所遮蔽 。此外，缺少关于监控丑闻的全国性对话也有着更大背景——尖端科技不仅是以色列经济的巨大驱动力，使其得以免遭新冠疫情造成的致命重创，而且对21世纪以色列的国家形象和身份认同至关重要 。在大众想象中，高科技是以色列勇敢开拓精神的现代化身，而对以色列犹太人而言，高科技也可以充当犹太人优越性和特异性的象征 。然而，正如“飞马”监控丑闻曝光后诸多网民所言，以色列在监控技术方面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它每时每刻对巴勒斯坦人施加的监控和管制 。这里，“飞马”与“冰淇淋”结成了伙伴关系，它们共同反映了以色列当局努力营造的双重形象——尖端科技的领导者和“反犹主义”抵制运动的受害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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