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泰君安任所长的8年里，我至少在前5年里与研究员们关系非常融洽：在还没有《新财富》开创最佳分析师评选活动之前，我已经让研究所的各位行业研究员的肖像陆续上了《国泰君安证券通讯》的封面照；优先让核心分析师出国考察、培训，本人不出国 。而我的薪酬始终低于副所长和一些核心研究员，这也顺应了我的“大研究员小所长”的价值观 。
2005年我被提拔为总裁助理，并兼任销售交易部总经理之后，业务活动更加繁杂了，同时感觉与不断招聘进来的新研究员之间的“代沟”似乎慢慢扩大了，也许这与年龄大了有关，彼时已经42岁，从事券商研究行业已经9年 。
但我始终牢记着当年君安证券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理念：新员工是老员工的掘墓人 。研究所必须有新人的加盟，才能进步和保持业内领先地位 。老员工如果不努力，就会被淘汰出局 。
记得2000年左右，证券业协会找了几家大型券商研究所所长召开会议，商讨设立中国证券分析师专业委员会，组织培训、考试和评比等活动，希望中国的证券分析师参与CIIA考试，以此来扩大影响力，替代CFA 。
那个年代，参与讨论的券商研究所所长主要是以下几位，华夏证券林义相（副总裁兼）、申万研究所庄东辰、南方证券研究所李启亚、金信研究所李康、海通证券金晓斌和本人 。但向卖方转型比较彻底的只是申万、华夏和国君三家 。
最早做券商分析师评选的，并不是《新财富》杂志，也不是证券业协会下属的分析师委员会，后者对此一直很犹豫，而是深交所，它组织的对券商优秀论文评选活动一直颇为权威 。
后来，一家叫安邦咨询的机构，从卖方研究报告推荐股票准确度的角度进行筛选，以此对研究所进行排序，这家机构把国泰君安研究评为第一，评选结果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上 。这才使我切实感受到国泰君安研究所的行业公司研究实力还是不错的 。
2003年《新财富》首次在国内推出“最佳分析师”评选，国泰君安蝉联2003-2005年三届业界份量最重的奖项——“中国本土最佳研究团队”，其中04年国泰君安研究所在排行榜的全部29席中获得13席第一 。
不过，2005年之前，新财富上榜似乎没有和薪酬挂钩 。后来，国信证券和中信证券开始按《新财富》的上榜名次开始挖人了 。但当时国泰君安研究员的薪酬一直没有市场化，更不具优势 。我为他们不断争取加薪，但总是无功而返 。
因此，2006年中信证券能够崛起，与他们公司高层重视人才有关 。而之后国泰君安研究所的排名有所下滑，应该也是这个原因 。随着卖方分析师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研究所人员流动性越来越大，不少人跳槽后成为其他券商研究所的所长、基金公司投研总监、基金经理等 。
2008年,我终于卸任了任期8年的研究所所长，转而担任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这也算是我个人的转型吧 。从首席转为所长或副所长的为数不少，但似乎没有一个人是从所长的管理岗位转做首席经济学家 。毕竟，做首席经济学家的门槛要高于所长 。
但是，我从管理岗转为研究岗的念头早在2005年就萌生了，这也是为何我在2005年末要在《新财富》杂志上开专栏的原因，希望通过定期的写作来倒逼自己转型 。2006年，我在《新财富》上发表了《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2012年，我又发表了《中国经济结构存在误判》，这两篇文章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
认识自己，比认识别人要难得多 。我始终认为，管理是一种责任，而研究是我的爱好，责任很辛苦，爱好很轻松 。
2018年，一场快要完成的评比突然被终止了，很多卖方分析师开始谈论转型问题了 。有人说分析师行业要去产能，但我认为，经纪业务零售线倒是产能过剩最严重的行业 。因为从2015年至今，散户的交易的市场份额从85%降至60%，今后的趋势还得再降 。但机构投资者的交易额比重却在不断提高，从绝对额看，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约增长了10%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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