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下放农村的九年间，全家人成了“无家可归”的无锡人 。——祖籍无锡，这是不可更改的 。我的根在无锡，流经城中的梁溪，连通太湖与运河，可以通向天涯海角 。《吴地志》云：“俗云：州人不能远出，出辄怀归，以此溪水有回性 。”


少小别离了乡梓，而我心永系之，几十年后的今天，我的网名中，犹有“梁溪”二字 。


我们离开家，楼下不远处就是老运河码头 。踏上跳板，低头钻入窄矮昏暗的木制客船坐舱 。小船在前面火轮动力船只的拖引下，向苏北进发 。船出江南运河，驶入长江，从泰州高港船闸进入里下河水网，在兴化与盐城交汇处行入通榆河河道，之后一路往北，直达滨海县通榆闸 。过船闸转入苏北灌溉总渠，继续航行25公里，到达今丁墩村附近 。


船靠岸，我家下乡落户的条洋庄距此就剩两公里了 。那是一次漫长的旅行，耗时三天两夜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那时节，年幼的我心绪或许没多少波澜起伏，而父母亲，沿途看那“晓风残月”“孤鹜斜阳”，怀着的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我已无法揣度了 。


初到乡下，我与父母蜗居老乡家隔出的一小间草房内，竟度过了漫漫一年时间 。直到老乡们帮助盖筑的泥墙草顶的“安置房”造好，我家才从老乡家搬出 。那一年，我们住得憋屈，老乡家人也不方便，下放给外乡人和本地人带来的麻烦，于此可见一斑 。


刚到乡下时，对前景还懵懂不清，我不得已就辍学在家一年，学着在自留地里种麦子、玉米、山芋、黄豆和蔬菜，有时也跟着生产队社员去“学大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农活，挣一些工分以补贴“口粮”钱，算是近于一名少年农民了吧 。那时候10分为1个工，生产队壮劳力干一天活可得8—10分，老人妇女干一天活可得工分约6—8分 。年终结算时，一个工的价值约折合人民币四五角钱，一年的“口粮”钱约值人民币50元左右 。


一年后，生产大队的小学自办“戴帽子”初中，我便复学了，上了两年 。期间每天风雨无阻，上下午来回步行四趟，每趟路程要走二三公里 。当然对乡村孩子来说这不算个事 。而教室环境，实在简陋不堪 。光线昏暗，用杂木单板架起当课桌，自家带小坐凳 。那情那景，深深地烙在我心中，以致如今再看到一些偏远乡村的孩子，坐在破烂不堪的教室里读书的照片或影视，我便总是生出一种特别的感触，仿佛自己又一下回到了过去那个环境中 。


我的两年半高中是在公社所在地郭集街上的陈涛中学上的 。同学们来自全公社各个大队，除了很少离家很近的同学不住宿学校以外，绝大多数同学同住同吃在学校 。虽然学校条件也不算好，生活艰苦，但同窗之间互帮互学，情谊很深 。尤其是当年的任课老师多半是在“文革”前高考上大学的老大学毕业生，有学识有才气且教学认真，使学生们在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上获益匪浅 。数年后，成就了一批同学趁高考改革机遇，幸运地跨入“新三届”大中专学生的行列 。


1975年我高中毕业，又回乡务农 。生产队比较照顾我这个文弱书生，主要让我做一些轻活，如“看青”，即看护即将成熟的庄稼，防止有牲畜糟蹋或有人来窃取 。又看我是“有知识”的青年，且为人还忠厚诚实吧，居然推举我为生产队的记工员，负责每天点名记录统计生产队全体社员出勤干活的用工状况 。这可是生产队里仅次于队长和会计之外最有实权的人物了 。


当然我从来不是有点权就不知自己行老几的那类人，而且还特别认真，踏踏实实履行职责，甚至还“创新性”地推出了“民主理工分”的举措，定期在墙上公布每个社员出勤及所得工分情况，形成对自己、也对所有社员的监督作用，避免使乡亲们辛勤劳动的工分出现被漏记和有作弊的可能，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让我干记工员，他们放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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