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 ， 在全球化背景下 ， 各国在应对基本矛盾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各国尽管依然存在着发展差距 ， 但是面对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国家治理主权与全球性交往及风险的矛盾、自身发展与国际责任的矛盾 ， 以及这些矛盾的交织互动 ， 普遍缺乏足够的经验、资源和能力 。 即使是具有制度先发优势的西方国家 ，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上也没有表现出比其他国家更明显的优势 ， 反而暴露出深层次的问题 。
有报告指出 ，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 ， 各国治理绩效的竞赛不能再继续沿用20世纪和21世纪初的意识形态模式——以“自由”和“不自由”来衡量各国的治理绩效 。 一方面 ， 国家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另一方面 ， 不能单纯依靠国家 ， 必须进一步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协调配合 ， 这是提升国家治理绩效所必需的前提 。
第六 ， 世界发展的动力组合在发生深刻改变
尽管资本依然是最为活跃的发展要素 ， 但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领域的出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社会、个人力量的增强 ， 使得世界发展的动力要素有了新的组合形式 ， 世界发展的动力分布更为均衡 。
一方面 ， 各项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和迭代速度以指数级展开；另一方面 ， 大量新型科技成果进入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 ， 深刻影响着人类思想、文化、生活和对外交流模式 ， 进而深度影响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社会等层面 。
“互联网+”不仅加速了资本、物质等要素的流动 ， 也为知识价值的传播、思想观念的交流交融交锋提供了新的平台和空间 ， 加深了人们对于自身、他人、共同体以及整个人类的认识 ， 带来了认识和观念的变革 。
第七 ， 全球问题和全球风险的显性化 ， 对如何更有效实现国际责任以及展开全球性治理提出更为紧迫的要求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 ， 使得全球风险更为显性化 。 全球问题和全球风险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
一方面 ， 全球化大大增加了风险的来源 。 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人员、物质、资本、信息等要素跨国界流动的加速以及各个国家、社会、人群相互联系和依赖的增强 。 这必然导致原来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风险扩散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 这些风险在扩散的过程中 ， 彼此间还可能产生互动关系 ， 产生新的风险源 ， 加大风险发生的几率 。
另一方面 ， 全球化放大了风险的影响和潜在后果 。 风险影响的放大主要是通过两种渠道实现的 。 一是相互依存度的加深增加了风险后果承担者的数量 。 二是发达的现代通信技术使更多的人意识到风险的潜在后果 ， 也容易因为信息的不完整导致过度恐慌 。 有效应对全球风险 ， 需要推进全球治理改革 ， 提升现有国际制度的约束力以及各国在全球问题上的协同力 。
第八 ， 治理的“内向化”作为国家的应变方式正在成为一些国家尤其是西方大国的选择
随着各类全球风险的暴发 ， 国际因素对国内社会经济问题的影响日益深入和复杂 ， 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面临着如何平衡国内与国际问题的严峻挑战 。 一方面 ， 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 ， 各国之间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 ， 交往的内容不断深入 ， 相互依存度大大提升 ， 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宣称自己能够脱离国际社会而“独立”生存或发展；另一方面 ， 国际合作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必须发展的基本职能 。 遗憾的是 ， “本国优先”正在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处理国际事务时公开或者隐藏的主张 ， 并借此为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寻求国内民众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