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要读书做学问,本意在於使心胸开阔使眼睛明亮,以有利於做实事 。不懂得奉养双亲的,要他看到古人的探知父母的心意,顺受父母的脸色,和声下气,不怕劳苦,弄来甜美软和的东西,於是谨慎戒惧,起而照办 。不懂得服侍君主的,要他看到古人的守职不越权,见到危难不惜生命,不忘对君主忠谏,以利国家,於是凄恻自忠,要想效法 。一贯骄傲奢侈的,要他看到古人的恭俭节约,谦卑养德,礼为教本,敬为身基,於是惊视自失,敛容抑气 。一贯鄙吝的,要他看到古人的重义轻财,少私寡欲,忌盈恶满 。周济穷困,於是羞愧生悔,积而能散 。一贯暴悍的,要他看到古人的小心贬抑自己,齿弊古存,待人宽容,尊贤纳众,於是疲倦沮丧,身体弱得不胜衣 。一贯怯懦的,要他看到古人的不怕死,坚强正直,说话必信,好事干下去不回头,於是勃然奋力,不可慑服 。这样历数下去,百行无不如此,即使难做得纯正,至少可以去掉过於严重的毛病,学习所得,用在哪一方面都会见成效 。只是世人读书的,往往只能说到,不能做到,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判断一件诉讼,不需要弄清事理,治理千户小县,不需要管好百姓,问他造屋,不需要知道楣是横而兑是坚,问他耕田,不需要知道稷是早而黍是迟,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情既很悠闲,人树更见迂诞,处理军国大事,一点没有用处,从而被武人俗吏们共同讥谤,确是由於上述的原因吧?
人生在幼小的时期,精神专一,长成以后,思虑分散,这就该早早教育,不要失掉机会 。我七岁时候,诵读《灵光殿赋》,直到今天,十年温习一次,还不忘记 。二十岁以后,所诵读的经书,一个月搁置,就生疏了,但人会有困顿不得志而壮年失学,还该晚学,不可以自己放弃 。孔子就说过:“五十岁来学《易》经可以没有大过失了 。”曹操、袁遗老而更专心致志;这都是从小学习到老年仍不厌倦 。曾参十七岁才学,而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岁才来游学,还成为儒家大师;公孙弘四十多岁才读《春秋》,凭此就做上丞相;朱云也到四十岁才学《易》经、《论语》,皇甫谧二十岁才学《孝经》、《论语》,都终於成为儒学大师;这都是早年迷糊而晚年醒悟 。世上人到二、三十婚冠之年没有学,就自以为太晚了,因循保守而失学,也太愚蠢了 。幼年学的像太阳刚升起的光芒;老年学的,像夜里走路拿著蜡烛,总比闭上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要好 。
学习风气是否浓厚,取决於社会是否重视知识的实用性 。汉代的贤能之士,都能凭一种经术来弘扬圣人之道,上通天文,下知人事,以此获得卿相官职的人很多 。末世清谈之风盛行以来,读书人拘泥于章句,只会背读师长的言论,用在时务上,几乎没有一件用得上 。所以士大夫的子弟,都讲究多读书,不肯专守章句 。梁朝贵族子弟,到童年时代,必须先让他们入国学,观察他们的志向与崇尚,走上仕途后,就做文吏的事情,很少有完成学业的 。世代当官而从事经学的,则有何胤、刘献、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舀等人,他们都兼通文史,不只是会讲解经术 。我也听说在洛阳的有塞浩、张伟、刘芳,在邺下又见到邢子才,这四位儒者,不仅喜好经学,也以文才博学闻名,像这样的贤士,自然可作上品 。此外,大多数是田野间人,言语鄙陋,举止粗俗,还都专断保守,什么能耐也没有,问一句就得回答几百句,词不达意,不得要领,邺下有俗谚说:“博士买驴,写了三张契约,没有一个‘驴’字”如果让你们拜这种人为师,会被他气死了 。孔子说过:“好好学习,俸禄就在其中 。”现在有人只在无益的事上尽力,恐怕不算正业吧!圣人的典籍,是用来讲教化的,只要熟悉经文,粗通传注大义,常使自己的言行得当,也足以立身做人就行了 。何必“仲尼居”三个字就得用上两张纸的注释,去弄清楚究竟“居”是在闲居的内室还是在讲习经术的厅堂,这样就算讲对了,这一类的争议有什么意义呢?争个谁高谁低,又有什么益处呢?光阴似箭,应该珍惜,它像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还 。应当博览经典著作之精要,用来成就功名事业,如果能两全其美,那样我自然也就没必要再说什么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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