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年10月，阿里尔将刚刚生产不久的尼尔达扔下台阶，她摔断了头骨 。几周后，她突然癫痫发作，被诊断出之前摔下楼梯时的脑部血栓，已硬化成恶性肿瘤，她在11月末时进行了开颅手术 。


1993 年12月26日，尼尔达刚刚手术完一个月，阿里尔醉醺醺地回到了家中，再次袭击了她，他将她拖倒在地，用靴子狠狠地踩踏她的脸 。


这次尼尔达终于鼓起勇气，对他提出了指控 。


然而阿里尔早早交付了25,000 美元的保释金，在尼尔达出庭前，就在法院大楼外堵住了她，威胁说如果她胆敢“胡说八道”，就杀了她和孩子们 。


尼尔达吓坏了，在法庭上坚称自己“忘了”发生的一切，对阿里尔的指控被轻易地撤销了 。


需要说明的是，阿里尔虽然对妻子极尽虐待，但对几个孩子相当“疼爱” 。


儿子安东尼年纪最大，在某种程度上很清楚父亲的暴行，所以经常因为保护母亲被“波及” 。


但三个女儿都对阿里尔一度很亲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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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阿里尔案发之后，安吉接受采访，表示自己依旧不敢相信）


阿里尔囚禁三位女性的罪行被揭发后，尼尔达的家人在媒体上揭露了很多他的家暴事迹，但在我阅读到的资料中，在当年相关事件的记载里，却几乎没有出现过他们的身影 。


虽然对阿里尔恐惧入骨的尼尔达，从来不承认自己的伤势是丈夫殴打的结果，并经常用浓妆和头巾来掩饰淤青，阿里尔也极力阻止她和亲人见面，但她的家人们，真的会对此一无所知吗？


也许他们觉得“劝和不劝分”，相信“清官难断家务事”，或许和尼尔达一样害怕阿里尔，无论原因如何，不得不面对阿里尔暴行的，似乎永远只是尼尔达自己 。


1994 年，美国出台了《暴力侵害妇女法案》 (VAWA)，这是针对女性暴力犯罪的一项重要立法 。


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将社会组织广泛纳入家庭暴力的防范体系之中 。


我们熟悉的妇女庇护中心（Women\'s Shelter）和对受害者的法律援助机构，在这项法案出台后，才开始慢慢普及 。


而对一个备受恐吓和威胁的家暴受害者而言，如果没有亲人的坚定保护、在社会援助尚未普及的年代，如果以为她“勇敢一点”就可以逃离暴行，那几乎是想当然的天方夜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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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达和她的家人，尼尔达为前排最右）


阿里尔的指控被撤销了，尼尔达的境况并没有一点好转，她继续不断地进出医院 。医院的医生们其实都对真相心知肚明，但没有尼尔达的允许，他们不能报警 。


1995年，尼尔达接受了又一次脑部手术，术后的一天夜里，她坐在医院的走廊里，独自瑟瑟发抖 。


她和阿里尔已经一起生活了15年，生过4个孩子，一只眼睛近乎失明、身上所有的骨头都几乎折断过一次，脑部长了也许无法根治的肿瘤，而此时她仅仅32岁 。


这时，一个男人坐在了她的身边，他是这所医院的夜间保安，名叫科隆（Fernando Colon） 。科隆读过警校，一直希望能够在执法部门工作，此时他离婚不久，刚从纽约回到克利夫兰 。


科隆回忆说，尼尔达是医院的“常客”，几乎每次都看夜诊，每次都是不同的伤，虽然两人之前从未交谈，但和医院里所有员工一样，科隆早已知晓了她的“秘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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