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的资料有哪些( 四 )

与不修边幅的美国人杜威和绅士气派的英国人罗素相比，泰戈尔的到来，带有浓浓的人文气息。
泰戈尔穿印度长袍，白发银须，飘飘洒洒，戴红色高帽，更显得仙风道骨。他的声音高低抑扬，富有乐感，说到激动处，还会习惯性地握紧右手，放在胸前，非常有感召力，即使听不懂英语的人，也会受到感染。
作为陪同和翻译的徐志摩则如影随形。在中国的日日夜夜里，充满灵性的两人，一唱一和，说着最美的中文和英文，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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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与徐志摩整日陪伴在泰戈尔旁边，做他的翻译。各大报刊上还刊载了泰戈尔、徐志摩、林徽因三人的照片，并将他们誉为“松竹梅”岁寒三友。
一踏上中国的领土，泰戈尔就情不自禁地说：“朋友们，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
作为诗人，他无疑是魅力无穷的。正如徐志摩致泰戈尔的信中所写：“这里几乎所有具影响力的杂志都登载有关你的文章，也有出特刊介绍的。你的英文著作已大部分译成中文，有的还有一种以上的译本。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作家，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心中，引起那么广泛真挚的兴趣。也没有几个作家（连我们的古代圣贤也不例外）像你这样把生气勃勃和浩瀚无边的鼓舞力量赐给我们。”
这些话难免夸张，但展现了泰戈尔在文艺青年中受欢迎的程度。遗憾的是，彼时中国需要的并不是诗人，而是一服救国的灵丹妙药。
回首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历史，可以把1924年春天看作一个转折点：在南方，国民党完成改组，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方，直系军阀四分五裂，帝国主义趁势扩张。如果说此前局面还在北京政府的控制范围内的话，那么，到了1924年，局面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控。
泰戈尔从英属殖民地来，自然理解中国人的想法。临行前，他写信给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谈到心里的矛盾：“我要到中国去，以什么身份，我不知道。是作为诗人呢？还是要带去好的忠告和健全的常识？”
13日，他在中国的第一次发言就开宗明义，强调此行的目的：“只不过是求道而来罢了。好像是个敬香者，来对中国文化界敬礼的。”他还一再声明， “我不是一个哲学家” ，人们只须作“诗人看待” 。
【泰戈尔的资料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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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在北京文化名人陪同下来到北海松坡图书馆。
话虽如此说，但身在中国，不谈中国问题是不可能的。在5天后的盛大欢迎会上，面对1200多各界名人，诗人改变了立场， “不得不据实以告，说几句忠告”：“要晓得把一切精神的美牺牲了，去换得西方的所谓物质文明，是万万犯不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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