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性质的资本对科创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 ， 像民间资本、国外资本、政府资金 ， 对硬科技的突破所起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
事实上 ， 资本本身是没有属性的 ， 而资本是由人主导的 ， 资本背后的人或机构是有思想和属性的 。 “人往高处走 ， 水往低处流” ， 资本的天性是往回报高的地方去 ， 但是背后主导资本的这些机构和人有不同的诉求 ， 这就导致资本的属性是不太一样的 。 比如 ， 个体的财务投资人追求的是高回报；而由政府、国家或者央企、国企主导的一些资本 ， 则是要满足国家和地方政府发展的需要 ， 它的诉求和纯民间资本的诉求是不太一样的 。 另一类是VC资本 ， 它则是要追求一个非常高的回报 ， 同时VC敢于承担风险 。 可见不同的资本有不同的属性 ，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合适的资本匹配到真正的科技创新项目上去 。
二战之后（1946年）在美国 ， 麻省理工学院当时的校长康普顿发起成立了全球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 。 当时的背景是 ， 麻省理工学院在二战期间积累了大量的军工硬科技技术 ， 迫切需要实现成果转化 ， 但在当时他们在市场上找不到合适的资本支持他们 ， 所以为了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 ， 发起了全球第一个风险投资公司 ， 叫美国ARD公司 ， 就是美国发展与研究公司 ， 当然这个名字听上去有点像一个研究院 ， 不像一个风险投资公司 ， 但这家公司的确是美国风险投资的开先河者 。 ARD公司在1957年的时候投资了数字设备公司（DEC公司） ， 后来获得了五千倍的回报 ， 自此它引爆了整个风险投资行业 。
美国是通过成熟的风险投资体系支持了科技的创新 ， 因为科技创新面临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 ， 必然要匹配愿意承担风险的风险资本 。 美国的风险资本和天使投资的活跃度是非常高的 ， 一方面 ， 民间的风险资本活跃度很高、规模非常大 。 另一方面 ， 美国政府也做了很多事情 ， 支持大量的中小企业去做特别创新的事情 ， 比如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美国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 。 SBIR是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的一种创新资助资金 ， 像美国的高通公司 ， 就是SBIR计划支持出来的一家企业 。
美国为了扶持科技创新的企业 ， 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的、军方的 ， 都有大量的资金投进去 。 所以美国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度很高 ， 资金的供给量非常充足 ， 这也是美国在科技创新上一直引领全球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
当然以色列的风险资本行业也非常活跃 ， 同时以色列的地方政府也有很多的资助 ， 包括地方政府发起的一些孵化器和风险资本 。 这些资助都有效地促进了创新的涌现 。

04 这一次 ， 美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对手

美国的人工智能研究起源于学术兴趣 ， 也包括私营部门的推动 。 但是在中国科技创新是由科研基金来推动的 ， 中美在科技发展的模式上存在区别 。
目前来看 ， 美国在原创性技术、个人驱动的研发是比较领先的；中国在大规模制造、大规模的追赶方面是比较有优势的 。 中美两个国家国情不同 ， 所以在科技创新上展现出来的一些特点也是不太一样的 ， 各有优缺点 ， 各有千秋 。
美国特别擅长开拓性的创新和研发 ， 擅长在无人区探索 ， 就像任正非讲的华为如何面对无人区的问题 。 因此美国在创新领域积累了很多引领性的优势 ， 而中国目前来说 ， 我们更擅长的是追赶性的创新 ， 也就是说在追赶国外已做出来的创新方面 ， 我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 但我们原创性创新的能力 ， 以及创新的意识、创新的氛围 ， 都是有待提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