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学术机构工作 ， 科技工作者也发现 ， 越来越难参与那些可以被用来反对民主、公众与人权的技术 。 2017年 ， 主流媒体开始报道科技工作者联盟（Tech Workers Coalition）的专题新闻 ， 以及在技术应用引起严重道德问题的事件中 ， 他们成功地推动美国科技企业倾听工人意见的积极主义行动 。 科技工作者的积极主义 ， 迫使谷歌公司在2018年放弃了向美国国防部提供监控技术的“Maven”项目 。 科技工作者还在领导一场战役 ， 反对微软公司与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的合作 ， 特别是在反映儿童与其父母于美墨边境骨肉分离的震撼照片被公之于众以后 。
第二个趋势是公民科学项目的激增 。 再加上其他领域的创新方案 ， 比如“星系动物园” ， 他们正和全世界数十万参与者 ， 在一个此前从未实现的高度上进行学术科研的联系 。 在公民科学项目中 ， 公众并不只是在计算机上积累必要算力以解决极度困难的问题 ， 从而贡献时间与运算能力；他们也被鼓励参与真实的进程以解决科学问题 ， 了解科学并与学术圈接触 ， 乃至成为科学出版物的共同作者 。
大量聚集在业余科学实验室里进行实验的团队也在激增 。
DIYbio.org科研团队在2008年成立 ， 力图创建“一个充满活力、富有成效且安全的DIY（自己动手）生物学家团队” ， 其使命的核心是坚信生物技术与更广泛的公众认知有可能让每个人受益 。
DIYbio.org已经在全世界建立起超过100 个本土团队 ， 并组织日常的课程、研讨会与会议 。 一家叫“氨基实验室”（Amino Labs）的公司为业余科学家提供了工具套件 ， 可用于学习合成生物学的基础 ， 包括如何提取DNA ， 以及如何从基因上对细菌进行修饰以合成蛋白质 。 公民科学家的时代开始了 。
或许 ， 所有这些趋势中最可能带来的改变 ， 是侵蚀了艺术与技术还有科学之间的界限 ， 这些界限正在从两边同时被打破 。 艺术家与科学家以及技术工程师展开合作 。 艺术家成了科学家 ，科学家成了艺术家 。 科学与文艺之间这种现代的整合产生了一些作品 ， 越来越多地离开画廊与研究机构 ， 在一些不寻常的地方寻求和公众之间的对话 ， 比如街道、医院、商业中心和酒吧 。 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 ， 它们生根发芽并快速传播 ， 建立在公众参与的科学活动的基础上 ， 例如“肥皂盒科学”（Soapbox Science ， 以女性科学家为特征）以及“科学品脱”（Pint of Science） ， 并且经常和公民科学家网络的活动混杂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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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湮灭》（2018）剧照 。
一般公众渴望知道更多 ， 渴望被科学鼓舞 ， 并不在意政治倾向和对社会地位的看法 ，而且他们天然认可科学与艺术的同盟 。 这些活动通常由女性主导 ， 她们有些羞怯 ， 却又雄心勃勃 ， 希望使之发展成某种隐秘的变革活动 。 一般在这样或那样的背景下 ， 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 女性都将她们的希望寄托于科学与技术 ， 将其作为一条寻求更公平也更有意义的社会的道路 。
面对新技术给我们的身体和健康带来的根本性变化 ， 艺术家和科学家正在对新创作与反思空间的需求做出反应 。 英国的艺术家索菲耶·莱顿就是一个例子 ， 她开发出艺术品帮助病人和医生理解医院里出现的一些新技术 。 2016 年 ， 通过将科学、艺术、病患护理和医学进行融合 ， 她在伦敦的大奥蒙德街医院创建了一个名为“显微镜下”（Under the Microscope）的项目 。 她的艺术品在与医师以及研究人员合作的工作室中诞生 ， 她的项目正是基于此去探索儿童及其家长如何理解疾病 ， 还有他们所接受的那些复杂的现代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