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图片

电影《第六日》（2000）剧照 。
尽管质询并调整诸如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学及纳米技术之类的技术肯定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 但是对于那些主导市场的大公司来说 ， 新技术的很多产品和应用毫无疑问是破坏性的 ， 威胁了它们现有的经济可持续性与增长性模型 ， 而且是在它们传统控制区域以外的地方发展出来的 。 这些公司有能力通过有效地游说政府 ， 对那些挑战其控制力的研究与开发踩上一脚刹车 。 媒体和娱乐工业可以通过创造叙事 ， 让公众产生疏离感与挫败感 ， 使他们反对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专家形成的精英阶层 ， 从而转移他们对实际权力斗争的注意力 。 对技术的恐惧常被用作政治和经济武器 ， 其威力不亚于技术本身 。
创造积极技术未来的愿景
如上所述 ， 对于一种也许很快就有能力破坏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的技术 ， 人们的恐惧与日俱增 ， 而科学家、艺术家与民众关于这种能力应当如何被控制以创造更好世界——一个生命有更多可能、更公平也更有意义的世界——的零星尝试 ， 与这种恐惧共存 。
在这个复杂的场景中 ， 我们失去方向的希望、恐惧与努力 ，正在奋力孕育出让我们得以生存的新文化 。 对于我们有可能定居的未来 ， 我们该如何构建叙事与愿景？我们该如何设想出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 这样我们就能够朝着它的实现努力？
西方社会对技术的恐惧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 。 正如玛丽·雪莱在其著作《弗兰肯斯坦》（1918 年出版 ， 雪莱时年20 岁）中精彩总结的那样 ， 出现在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 蕴含的苦涩在很多西方人的心里刻下了很深的与技术有关的伤疤 ， 后来乔治·奥威尔和阿道司·赫胥黎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 。 在预测未来的学术新作品 ， 以及无数反乌托邦未来的文化表现形式中 ， 这些源于盎格鲁中心经验主义的叙事仍然很流行 。
其他西方国家对技术具有非常不同的经验 。 在我的祖国西班牙 ， 无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对技术充满厚爱；无论主人的社会出身如何 ， 屋顶上的一片太阳能板都会被骄傲地展示 ， 作为解放现代化的一种标志 。 然而 ， 让我震惊的是 ， 我经常在英国的农村地区听到 ， 人们认为屋顶上的太阳能板看起来是“可怕的现代化” ， 觉得它破坏“乡村生活”的体验 。 这不只是出于审美的原因 ， 更是出于对技术的厌恶 。 英语作为一种全球性语言 ， 对文化和学术写作拥有主导权 ， 它传播了一种很特别的看待技术的态度——这由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演化而来 。 如今 ， 这种负面的观点又与“不稳定”的文化基因以及大部分存量就业市场上待价而沽的心态形成共鸣 。 这种负面预测带来的问题是我们对未来没有准备 ， 如果对于我们想要的东西没有愿景 ， 用任何办法都不能塑造未来 。
在那些将科学视为福祉来源的国度里 ， 社会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大为不同 。 日本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案例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日本巧妙地驾驭了复杂的地缘政治 ，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这要归功于基于技术发展的增长策略 ， 还有可以忽略不计的失业率 ， 以及在工人（大多数是男性）及其家庭中对财富前所未有的公平分配 。 技术被认为是一种通向更好未来的推动力 ，这种思潮不是只出现在日本 ， 而是在东亚地区普遍扩散 。 许多现代的流行文化都相信未来人类、自然与技术将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 日本的小说中也很少会出现弗兰肯斯坦式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