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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山海经》称得上是一部奇书 。它虽不在“四书五经”之列，却备受人们的重视；它虽备受人们的重视，却至今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其作者是谁、成书于什么年代 。大而化之，这是一部古代地理著作，但是究其细节而言，就连著成《史记》的司马迁也直呼“不敢言之也” 。
《山海经》通篇皆是在写那些子所不语的“怪力乱神”之事，却又都言之凿凿，书中记风土人情、山川河岳或是草木虫鱼，无论是谈分布、标地理还是描样貌、摹习俗都详尽备至，甚至于其中还记载着不少有关各处物产的利用方式 。通读《山海经》，其中的一些内容早已超过古代人的认知能力，一些内容更是仿佛需要放置在世界地图的大视域中才能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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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山海经》，自然分为“山经”和“海经”，较之“山经”，“海经”则更为丰富，大海之外更有“大荒”，真可谓是光怪陆离、异彩纷呈 。沿着《山海经》所勾勒的路线，从“招摇之山”一路探寻下去，很多人都能在书中找到自己的家乡，人们很难不相信曾经有过一群博闻强识的先贤，在不知什么时候就曾经周游过世界，并且将其所见所闻以一种近乎神话的方式记载了下来 。
离耳未必真儋耳
在《山海经》中，有一篇“海内南经”，这篇以“海内东南陬以西者”起笔的记录中标注了诸如“瓯”“闽”“番隅”等至今人们仍耳熟能详的地名，顺着这条路线一直向南走，就会发现一则记载“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这段话初看没什么，但是经过晋代人郭璞的一番注解，就变得有意思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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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郭璞，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乃是一代风水大师、游仙诗的始祖，他一生曾游历名山大川，并为包括《尔雅》《周易》等多部经典作注，可谓是学富五车 。在为《山海经》作注的过程中，郭璞特别注意到了离耳国和雕题国，称离耳国“锼离其耳，分令下垂以为饰，即儋耳也 。在朱崖海渚中 。不食五谷，但噉蚌及藷藇也”；雕题国“点涅其面，画体为鳞采，即鲛人也” 。郭璞的注自然不可能完全准确，后世也有许多人对其雕题国即鲛人的说法进行过辩证，但是，至于离耳国即是晋时儋耳郡的说法却如板上钉钉，言之凿凿 。
自汉代儋州设郡以来，儋耳以耳大得名的传说就不曾中断过 。《水经注》中记载：“汉设九郡，儋耳预焉，民好徒跣，耳广垂以为饰”，《后汉书》也称“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缒之，垂肩三寸” 。而《儋县志》更是夸张，称“其人耳长及肩，每逆风走，则将耳反搭于上，使不窝风”，此言虽看似无稽之谈，却在时间的加工下几乎成为了定论 。而事实上，在耳框上加以坠饰使其下垂的风俗在中国古代南方民族中流传甚广，凭什么儋耳可称之为“儋”而其他地方则不能呢？1960年代，郭沫若先生曾经两次来到儋州，通过对《儋县志》的点校，他发现以语言学的角度来解释儋州之“儋”更为合理，并得出“儋与珠崖是一音之变，急言之则为儋，缓言之则为珠崖”的结论 。这样看来，儋州虽然自古也有垂耳的习惯，但是地名之中的“儋”却未必与大耳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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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山海经》中所记载的离耳国未必特指儋州一地，将离耳国置于海上也只不过是郭璞的一厢情愿罢了 。虽然是这样，但是郭璞在为《山海经》作注时，对儋州风俗的描摹却是极其准确的，不餐五谷、种植薯蓣、喜食贝类这些习俗一直到宋代苏东坡被贬儋州时还依旧有所保留 。苏轼在儋州尤爱吃蚝，甚至不愿与人共享；而至于薯蓣，他更是为之创造了一道“玉糁羹”，并写诗赞曰：“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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