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期的史学研究和实践，刘先生不仅充分认识到提出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也在前人的问题视域中发现或提出了很多新的研究课题，并对这些问题经过长期的研究、思考和论证，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可以说，对问题的敏感和关注成为刘先生学术创新和创见迭出的源头活水 。但是，对于这些问题和回答，刘先生并不会就此满足，而是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留有巨大的余地和空间 。因而，他总是认为，一个问题的解决虽然在小范围内可以得到答案，但可能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带来或者引发更多和更难于解决的新问题 。于是，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就会如奔流的小溪，汇入江河，奔向大海，永无止歇，绵延不绝，而每一个能够推动学术进步的学者个体只不过就是这条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而已 。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问题产生之后，该如何着手解决呢？刘先生指出，要想有效地解决问题，必须具备相应与合理的知识结构 。由于问题是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的，所以知识结构的完善也必然是一个动态的、游移的不断调整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
说到知识结构的形成和完善，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要处理好“博”与“精”的关系，并做到二者的有机统一 。刘先生认为，知识结构上的“博”与“精”，看上去都是合理且必需的，一般而言，“博”指的是知识面的广博，而“精”指的是解决具体问题上的专精，如果说在打基础的初始阶段不宜过于专精，而应该掌握尽可能多的知识门类和各个学科的基本知识的话，那么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如何在自身研究领域的某个点上取得突破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即进入到“由博返约”的阶段之后，“博”与“精”之间矛盾和冲突的一面就愈发凸显出来 。
他指出，“博”与“精”这两个学术研究的取向看似矛盾，但在更深的层次上不仅是可以相通的，而且是互为条件和依据的 。因为，成功的学者和学术研究无不证明，非“博”难以成“精”，非“精”亦难以成“博” 。换言之，精深的专业研究要依赖于与之配套的广博的知识结构才能取得成功，而广博的知识结构也只能通过作为其轴心的专精的问题才能够实现它的功用和价值 。这样的话，常人所说的“博”就不仅仅是指知识面的广阔而量大的意思了，更不是一种“杂多”的状态，而是一种围绕着某个具体问题或问题视域而展开的有限且有序的状态 。因此，刘先生指出，在知识结构上，真正意义上的“博”就是“通”，即围绕相关主题或范围而形成的知识的一种融会贯通的理想状态 。这样，问题和知识结构之间也就拥有了一种张力，一方面，问题会带动知识结构的相应调整；另一方面，知识结构的完善也会推动问题的不断产生，从而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机制 。
那么，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又该如何做到上面讲的“博”与“精”的有机统一呢？陈垣先生常说，不论研究什么问题，对资料的掌握都要做到“竭泽而渔” 。刘先生认为，陈垣先生说的“竭泽而渔”的确是在某个专门问题上获得发言权的不二法门，没有对资料的一网打尽和全面掌握，就谈不上会有什么创见，陈垣先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正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刘先生在从这个说法获得启发之余，认为还有一些可以深入思考的余地 。他指出，一方面，这个世界上的“泽”是数不胜数的，既有“大泽”，也有“小泽” 。所以，从宏观层面上讲，“泽”的数量不仅是无限多的，而“泽”中之“鱼”更是捕不胜捕的；但另一方面，对于学术研究的个体来说，不仅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且经验和见识也必然是存在限度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只能根据自己研究的问题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中尽可能多地掌握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资料 。因此，对于他来说，“竭泽而渔”的这个“泽”也必然只能是某个具体问题的“泽”，而所捕之“鱼”也就只能限于这个问题之“泽”的“鱼”而已 。可以说，刘先生对这个问题的重新认识，不仅使“竭泽而渔”的旧说获得了更为精准和合理的新的内涵，而且也用更加形象和具体的意象使“博”与“精”的辩证关系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论证与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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