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中国，卫生巾甚至是时尚的，尽管这种时尚还带着某种遮掩的意味 。
玲琅满目的卫生巾摆在超市货架上，同时摆在都市女性面前的是新的生活方式与自我认同的问题，是普通卫生巾和液体卫生巾的区别，是液体卫生巾和卫生棉条的区别，更先锋一点的，是卫生棉条和短期避孕药的区别 。
长久以来，舆论场对女性生理用品卫生巾的建构是畸形的 。
它早年是禁忌与污秽 。 在中国90年代的话语场里，如果谈起妇女卫生保健，仍然没有人会提到月经与卫生的关系 。 人们会说起性生活、阴道卫生（阴道洗涤液）、内裤晾晒的位置与妇女卫生的联系，但从来没有人提起过月经或卫生巾 。 它仍然被放在一个隐蔽的角落，带有它本来的耻感 。
到了商品市场空前繁荣的当下，卫生巾作为一种商业符号在被消费着，当你选择某款时尚昂贵的液体卫生巾时，你是独立自主的当代女性代表，这是品牌喜欢的故事 。
难道在一个有6亿人月收入不过1000左右元的国度，卫生巾只能作为漂亮的商品存在吗？生理用品到底是谁的用品？
我们讨论卫生巾的话题，极少有在禁忌与商品之外，将其作为一种女性权益的话题而存在 。
当”2毛钱一片的散装卫生巾“话题在社交媒体上被引爆后，才有人意识到，此前我们所讨论的作为商品的卫生巾，对于一部分女性而言，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 2毛钱一片的散装卫生巾通过邮政运输到乡镇，陪伴这些女性度过一生中2000多天和月经相伴的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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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关于卫生巾作为一种需要被关注的女性权益的有关讨论，大多又是撕裂而无效的：真的会有人买不起卫生巾吗？卫生巾对于现在的中国家庭而言，还是经济负担吗？男性有没有资格参与卫生巾的讨论？卫生巾免税会不会便宜了资本家？
男性作为旁观者无视或评价女性的生理用品，同样的，一部分女性也成为另一些若无其事的旁观者，无视或评价另一群女性的问题 。
而在世界的其他角落里，1983年，美国第一位女航天员莎莉·莱德，带着卫生棉条飞上了太空；哪怕在贫困国家，卫生巾免税甚至免费的呼吁乃至运动，已经在如火如荼展开——早在2004年，肯尼亚取消了女性卫生产品的营业税 。
与此对应的，在在汶川地震时，女性对于生理用品的需求被放在最后；在武汉抗疫初期时，我们没有迅速关心到女性医护人员的需求，当网友开始为武汉的女性医护人员捐献生理用品时，有人疑惑：“人命都保不住了，还关心你裤裆那点事？”；有电视台采访参与武汉疫情防控的女护士说，护士说自己当时处于生理期，电视节目在重播时把“生理期”删掉了 。
它是消费市场的问题，是文化习俗的问题，是亲密关系的问题，甚至是政治的问题，却总也不是女性自己的问题 。 有时候她是一部分女性的问题，却也不是全体女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