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司马光著书治学的一些风格 。首先，著书的目的性非常强，就是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劝善惩恶，正言直笔” 。司马光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戒，提供给最高统治者作为治国理政的参考 。其次，著书资料搜集要充盈 。史料记载司马光在动笔写历史事件之前，都要先广泛收集史料，包括正史、野史笔记等，然后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辨析史料的真伪，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务求将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据说当时经他修改过的书稿堆满了2间屋子 。最后，著书语言要简洁明了，简单易读 。司马光要求在编写中“删削冗长，举撮机要”，史料和事件编排上有所取舍，专门捡取关系国家兴亡、百姓生计的大事，编为一书 。
“务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的行文特点
除了史学上的成就，司马光在诗词、散文和杂文上的造诣也颇深 。司马光生活的年代，正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完成阶段，即革除五代旧习、摆脱西昆体的形式主义及浮华轻靡的文风，要求文章写作反映社会现实 。司马光也不例外，必然受到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 。司马光作为北宋朝堂上的政治家，他的文章无不针对社会弊病，为感于时事而言，为纠挽流习而发 。苏轼称之为“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 。
王安石为相期间推出的诸多变法措施，在浸染儒学教育多年，“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的司马光眼中有太多不合理之处，违背了孔圣人有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教诲 。在当时炙手可热、有皇帝坚定支持的王安石这里，几乎听不到不利于变法的言论，但是司马光还是冒着得罪神宗皇帝与王安石的风险，硬着头皮前后3次写信给王安石表达反对意见，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与王介甫书》 。他在信中向王安石直言：“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诋毁无所不至 。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是知条例一司已不当置而置之，又于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炫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此其为害已甚矣 。”司马光信中直截了当地列举了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病，要求王安石废除变法措施，恢复祖宗旧制 。
司马光在与王安石的书信争辩中，就事论事，没有因为其他人对王安石的人品评头论足，就趁机对其进行人身攻击、贬损人格，恰恰相反，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是“贤人”，只是功利心太重、过度自信而已，切实体现了司马光的“君子之风” 。书信内容开诚布公，直击要点，不说假话空话，不写华而不实的套话废话，完全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充分体现了他“务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的行文特点 。
司马光常说：“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 。”司马光治学之道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在治学过程中敢于付出行动，而不是崇尚空谈 。只有具备治学严谨、求实、勤奋、刻苦的精神，才能在治学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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