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典型的文人手法，骂了你，你还得跟着鼓掌 。“婉讽”的妙用可见一斑了！
至于吴敬梓老先生在《儒林外史》中使用“婉讽”手法，我个人觉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
首先，从前文的故事里可以看出吴老先生性格本就是这样，诙谐委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愿意受正统规制的限制 。其文风当然也就“婉讽”卓然，开讽刺现实小说的先河 。
其次，从吴敬梓当时的经历来看，出身缙绅世家，幼年聪颖，善于记诵 。早年生活豪纵，初入学为生员，后屡困科场，家业衰落，经历世态炎凉之苦 。乾隆初荐举博学鸿词，托病不赴，晚年研究经学，穷困以终 。这样的经历，难免是个“愤青”，讽刺文人社会的现实是必然之事 。
再次，吴敬梓老先生毕竟是个文人，而且是大文豪，胡适有个评价“安徽的第一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椒的吴敬梓 。”这文人是讲究脸面的，骂人不带脏字才显出学问的功底 。
最后，也是最专业的原因分析，吴敬梓一生经历了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当时，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呈现了某种程度的繁荣，但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大厦将倒的事实 。雍正帝、乾隆帝年间，清朝统治者在逐渐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就采用大兴文字狱，设博学宏词科以作诱饵；考八股、开科举以牢笼士人，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方法来对付知识分子 。其中，以科举制为害最深，使许多知识分子堕入追求利禄的圈套，成为愚昧无知、卑鄙无耻的市侩 。吴敬梓老先生看透了这种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社会风气，所以他反对八股文，反对科举制，不愿参加博学宏词科的考试，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 。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他的《儒林外史》里 。他以讽刺的手法，对这些丑恶的事物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显示出他的民主主义的思想色彩 。但是，为了生存起见，保命的工作还是要做的，所以“婉讽”是当然的选择，借古讽今，借事寓人，“戚而能谐，婉而多讽” 。
文化人的事，直接嘲讽跟破口大骂有什么区别 。
最重要的是，婉讽比直讽更有力量 。也伤人更痛 。
直接骂人，听者第一反应是愤怒，生气和反击 。势必让对方服软，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 。
而婉讽，他妙就妙初听时不以为然，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等回过头来去思考，才发现被讽刺了，这种延迟的痛苦会持续性很强 。越想越气，却又无能为力 。
等反应过来，对方早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完，偷偷藏起来了，你找谁对峙去？
这就是文人的厉害，气死你，你还打不着 。
作者用婉讽手法，暗喻看懂的人自然懂，看不懂得看了也不懂 。就如范进中举一样，命里有时终会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讽刺了科考制度的黑暗，和文人居士的不易 。
《儒林外传》淋漓尽致地展现文人的道德沦丧、政府体制的窘境，以及儒家精英们重建道德秩序与文化权威的徒劳无功，也由此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危机感 。
吴敬梓频繁地运用以口头和书面形式流行于当时文人圈子中的流言碎语、笑话和佚事，来暴露自己所属阶层的做作虚伪和庸俗的市侩作风 。这事局内人的故事，通过呈现其它体裁中难得一见的令人发噱的观察，产生漫画式的喜剧效果 。这些被摒弃于正史和其它正统文体之外的佚事片段成为《儒林外传》的主要素材之一，尤其是在小说的前三分之一的部分中，而吴敬梓的这部小说本身也同样处于边缘地位 。绝大多数情况下，笑话被纳入小说叙述的脉络，处置得当，适可而止 。只有偶有例外，才会落入滑稽无聊和插科打诨的闹剧场景 。这些喜剧性的插曲，如同它们的原始素材那样，通常未经叙述者或评论者的中介 。反讽与幽默产生于人物的言行本身，或人物言行之间的落差和对照，而非叙述者的机智诙谐和隽言俊语 。李渔以及其它喜剧作家，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在他们笔下的人物和事件上肆意发挥，踵事增华，但吴敬梓确是一个惜墨如金的极简主义者 。对他来说，反讽艺术的妙处，正在于并置呈现和低调陈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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