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山人学书经历，其弟子吴育所著《完白山人篆书双钩记》中曾引山人自述曰：“余初以少温为归，久则审其利病 。于是以国山石刻、天发神谶文、三公山碑作其气，开母石阙致其朴，之罘二十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畅其致，彝器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体 。举秦汉之际零碑断碣，靡不悉究 。闭户数年，不敢是也 。暇辄求规之所以圜，与方之所以为矩者以摹之 。”是为可参 。
乾隆四十五年（1780），石如三十又八，别梅家，戴草笠、着芒鞋、扬鞭策驴，游于长江、黄山等地，又访徽州、杭州、休宁、歙县诸城 。途中登山川之巅，揽江河之胜，观书于庙亭，觅碑于岩野 。每览前朝上古碑刻，必心摹手追，又悟道自然，化为己用，其书印雄浑豪迈之气生焉，遂执碑学牛耳也 。
石如游别黄山，客居歙县，某日卖字于市，逢状元金榜府中塾师张氏惠言游于贾肆，张见其书，惊为上蔡真迹，乃荐于金榜，邀入金府寓居年余，两人皆从其学，金氏尽废家中自书匾额楹联，只用邓书耳 。此后，与时贤名流方君任、程瑶田、姚鼐、曹文植、罗聘诸人交游，广览各家所藏，技艺更得精进矣，又得诸生助力，石如书印之名遂日隆于斯 。
曹氏文植，当朝重臣，时任户部尚书 。见山人书，推崇备至，称其“四体皆精，国朝第一”，并善待有加——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邓为曹书四体千字文横卷，字大径寸，一日而成，无一败笔，曹氏为之叹绝，即以十两白银致谢，后更以重金五百为山人寿礼！后邓刻“一日之迹”印以为记念 。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中，邓受文植盛情之邀，入京游艺，名震京师 。当朝重臣刘墉、陆锡熊、纪晓岚等皆尊山人为布衣高士，盛赞”千数百年无此作矣” 。然有中堂翁方纲，以邓氏入京“不至其门”恶之，乃诬其书“无书卷气” 。石如胸有方心，身无媚骨，不愿苟迎逢且，遂顿踬出京，登居庸关、谒十三陵、登泰山、过扬州、金陵等地，沿途遍访秦石汉碑 。以文植力荐故，于次年（1791年）入两湖总督毕沅府为幕僚，为时三年，深得毕所器重，后因不满幕府同僚孙星衍、洪亮吉等勾心倾轧，愤而离去 。
乾隆五十九年（52岁），山人由武昌归故里，购置田产四十亩，建屋一栋，并亲书“铁砚山房”匾额置于门首 。山人性直好侠，常将书刻售资救济乡人，有济世之声 。然又心性散淡，乐游于外 。此后十年，虽渐年迈，仍往来于京口（今镇江）、江宁、扬常苏杭等地，会友人，磋技艺，彼时山人书印技艺臻于化境，已为“上掩千古，下开百祀”（康有为语）之宗师者矣 。
嘉庆元年（1796），邓五十有四，客居丹徒袁廷极家 。袁以雌雄双鹤相赠，邓以灵鹤为伴，相处甚欢 。不意五载（1801）雌鹤没，邓葬雌鹤于集贤关僧院中并书“鹤冢”碑，且并寄雄鹤于院中 。
暮年山人，游于镇江、泾县诸地 。嘉庆七年（1802），收包氏世臣为入室弟子，授其毕生所学，传其衣钵 。包氏者，其时青年才俊，后之大学者也 。世臣口才精绝，传邓师之名不遗余力，又收吴氏熙载为弟子，再传邓氏书印衣钵 。世臣不以印名，然邓氏书印延绵传世，震古烁今，包氏功不可没也 。
嘉庆十年（1805），山人客泾县时闻所寄雄鹤斗蛇而亡，遽病渐衰，是年初冬，邓于家中仙逝，一代艺术大家落幕，时年六十有三 。
石安曰：观山人一生，所遇贵人多矣，然其襟怀若雪，视富贵如浮云，以布衣之身行于世，浮鸥独翔，负一笈而遍览名山大川，养天地浩然之气于笔端腕底 。艺术一域，书印精绝，雄冠天下，又有戛戛独造之功，书为领袖，印乃宗师 。虽为布衣，却凭艺名动朝野，各方尊为巨擘，此数百年独邓氏一人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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