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航空为例 ， 只要你乘坐飞机 ， 你就属于全球的精英阶层 。 世界上超过90%的人从未坐过飞机 ， 而仅1%的世界人口就贡献了50%的飞行碳排放 。 从遍布全球的商业精英 ， 到将旅行视为个人品牌一部分的名人 ， 他们的行为都赋予了高碳生活方式一种成功的色彩 ， 变得令人向往 。

文章图片
图3/4

除了飞机 ， 运动型多功能汽车（SUV）也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 除了接送总统、商界领袖和名人 ， 城市中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也选择了这种车型 ， 尽管它们对环境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 2019年 ， SUV占全球汽车销量的42% ， 并成为2020年唯一排放量上升的车型 。 由于这一年购买SUV的人数增加 ， 有效地抵消了电动汽车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
大房子是另一个消费热点 。 在最近发表的一项关于富人在加剧气候变化中的作用的研究中 ， 对住房的选择意味着声望和社会地位 ， 在欧洲 ， 近11%的住房碳排放来自于拥有大户型（且通常是多套）住房的前1%的排放者 。
不过 ， 过去几年来 ， 社会舆论开始发生变化 。 在瑞典 ， 环保行动帮助激发了“flygskam”（在瑞典语中意为“飞行耻辱”）的概念 。 这一概念促使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究竟应该乘坐多少次飞机 。 2018年 ， 从瑞典机场起飞的乘客数量下降了4% ， 这在全球乘客数量增长的背景下是相当罕见的 。
新冠肺炎疫情也大幅减少了商务旅行 ， 证明视频通话可以取代面对面的会议 。 彭博社的一项调查发现 ， 84%的企业计划在疫情后减少出差支出 。
人们也开始考虑饮食方式的影响 ， 这促使植物性肉类和奶制品公司成长迅速 ， 这不是来自法令或政府政策的要求 ， 而只是企业看到市场正在发生变化 。
然而 ， 对于我们所处的紧急状态而言 ， 这些变化都太缓慢了 。 我们正在经历气候变化的临界点 ， 物种正在灭绝 ， 问题的关键在于速度 ， 为此政府有必要采取行动 。
对频繁飞行和肉类过度消费等不可持续行为有针对性地征税 ， 可以帮助人们更快地转向低碳行为；如果惩罚污染行为和让许多人受益的投资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话 ， 效果更为明显 。
例如 ， “飞行常客税”的收益可以投资于更便宜甚至免费的公共交通系统 ， “豪宅税”的收入可以用于房屋隔热 ， 从而降低（因为缺钱而无法给住房取暖的）能源贫困水平 。 然而 ， 问题又来了 ， 最富有的国家能否简单地消化这些成本 ， 并继续像以前一样生活下去 。


文章图片
图4/4

一个更激进的想法是个人碳限额（personal carbon allowance ， 简称PCA） ， 即每个人都被分配一个平等的、可交易的碳限额 。 如果有人想要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 ， 就必须购买别人不需要的配额 。 在爱尔兰、法国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都已经探索了各自的PCA模式 。 2018年 ， 英国政府分析了PCA的可行性 ， 但得出的结论是 ， PCA成本太高 ， 难以管理 ， 不太可能被社会接受 。
不过 ， 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分析 ， 在气候紧急情况和疫情——可以迫使人们以集体利益的名义接受一定的个人限制——的背景下 ， PCA可能是一项值得重新考虑的政策 。
PCA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 因为它确实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人均权利是什么 。 但这是将责任个人化的极端版本 ， 最终可能会不公平地惩罚那些在公共交通选择很少的地区居住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