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哲学”方面 ， 报告人围绕人工智能对伦理-社会的影响以及在本体论、认识论等问题进行了报告与讨论 。
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是人工智能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话题 。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段伟文教授做了题为《算法时代的伦理政治审视与思辨性应对》的报告 ， 指出在数据智能与算法决策被广泛应用的背景下 ， 不论是算法的运作条件 ， 还是人类与算法的关系都关涉复杂的伦理政治配置 。 因此 ， 算法伦理(包括伦理设计)研究应将算法纳入社会感知技术谱系 ， 从而揭示潜藏于算法及其技术解决主义逻辑背后的伦理政治暗线 ， 并剖析由此带来的社会感知与行动方式的变化和应予扭转的问题 。 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的闫宏秀教授在报告《数据赋能的伦理基质》中提出 ， 在数据智能化与伦理内在化的过程中 ， 对更加有效的伦理方式探寻不仅是对数据赋能所引发的伦理问题反思 ， 更应从伦理作为基础设施的视角 ， 基于技术哲学的调节理论 ， 引入伦理与技术之间双向反馈机制 ， 在人与技术共融的情境中 ， 构建数据赋能的伦理基质 。 而对于如何进行人工智能伦理教育这一问题 ，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潘恩荣教授在其报告《面向未来工程教育的人工智能伦理谱系》中表明面向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工程教育需要建立一种人工智能伦理谱系 ， 以此阐明人工智能伦理与工程伦理、传统伦理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 从而为开展人工智能伦理教育提供支持 。
关于人工智能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同样也受到了报告人的关注 。 来自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系的邓文韬研究员 ， 他的报告“AI记忆问题和HKSAR中的遗忘权”（The problems of AI memory and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HKSAR）分析并指出被遗忘权在概念和伦理上所存在的困难 。 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赵培做了题为《数字记忆的困境——基于斯蒂格勒技术观对数字记忆的反思》的报告 。 报告从斯蒂格勒的思想出发 ， 指出基于数字化第三持留的记忆的工业化 ， 不仅导致了知识的丧失 ， 还造成了欲望与个性化的毁灭 ， 从而引发时代的精神性危机 。 为了抵抗数字记忆的威胁 ， 当代需要发展数字遗忘来维护人的尊严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博士生黎春娴的报告《生物识别技术在智能社会应该发展吗?——以人脸识别技术为例》则以人脸识别技术为例 ， 对生物识别技术进行了反思 ， 分析了中西方对于生物识别技术的不同态度 ， 并建议从一个更为平衡的方向去有节制地发展生物识别技术的相关应用 。
多位报告人从传统哲学资源中寻求对人工智能的理解 。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崔中良副教授的报告《人工智能研究中人机交互实现的感知基础》在身体现象学视域下 ， 结合哲学、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 ， 探讨了以通感作为机器与人类交互的基本感知模式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李日容副教授以《从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此在看人工智能发展的限度——兼论德雷福斯AI批判的局限性》为题报告了从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此在对人工智能发展限度的思考 ， 指出德雷福斯对符号主义AI的形式化本质的批判以及对于海德格尔式AI的非形式化路径的肯定都有失偏颇 ， 由时间性此在所揭示出来的AI的发展方向应该致力于此在形式与非形式化生存的内在融合与统一 。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的索引博士的报告《论虚拟现实体验对人主体性建构的影响》讨论了虚拟现实技术发展带来的一些问题 ， 指出虚拟现实技术已经超出其作为客观技术工具的功能性范畴 ， 而对人的主体性建构产生了虚拟化、可塑化、信息化和交互主体化等影响 。 在此背景下 ， 一种非本质的、去中心化的主体生成观或许更加适用于思考人在今天这个全面技术化时代的生存境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