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 ， 数字平台还需要迅速识别和处理煽动种族主义、暴力或非法活动的信息 ， 并引导和培养用户对自己发布的内容负责的态度 ， 以改进平台内容管控 ， 维护健康的数字文化 。 这方面已有的实践案例包括推特（Twitter）从2019年起对唐纳德·特朗普等政治人物发布的欺凌性或误导性推文添加警告标签；苹果和谷歌要求其各自应用商店内的应用程序必须包含对应的内容审核计划 ， 才能继续保留等 。 此外 ， 有效的内容管控还意味着把更多内容策划和审核工作授权给人类用户 ， 以避免过度依赖机器自动化监测 。 当然 ， 也可以通过搜集更多、更详细的用户评价 ， 以及增加诸如“我质疑这个帖子的信息来源”等软性负面反馈选项来加强平台自我管控和监督的力度 。
应当看到 ，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深刻改变了传统的商业逻辑和运行方式 ， 形成了跨区域、跨行业、多主体、扁平化的复杂网络生态系统 。 很多国家现行的市场准入制度、监管体制、竞争政策等已不能完全适用于解决数字时代产生的新型治理问题 。 上述由理查德·库拉塔（Richard Culatta）提出的三项平台关键职责 ， 实际指向的是在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监管之外 ， 围绕改善网络生态还要进一步开展多主体协同治理的现实需要 。 仅以Facebook为例 ， 它的全球用户数量已超过20亿 ， 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 。 类似的大型数字平台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一个局部市场 ， 有众多市场主体在其中从事经济活动和社会互动 。 如果继续依循惯常使用的政府对单个企业的监管理念和手段 ， 将无法达成理想效果 。 当前形势下 ， 需要数字平台也承担起部分公共治理功能 ， 并尝试采取研发技术治理、用户协议规制等多种方式来降低网络运营风险 ， 释放平台赋能潜力 。 此外 ， 在平台治理过程中 ， 还应当纳入用户、平台使用者、行业协会、媒体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 ， 通过政府适度监管、用户辨识能力提高、平台使用者自觉遵守规则、媒体正确舆论引导等路径 ， 构建多方协同的治理体系 ， 以形成和谐向善的互联网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