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邦：印象中压力最大的时候是哪一年？
傅彦：我们最难的时候是2015年 。 创业最初公司走的是集团化道路 ， 造血能力非常薄弱 ， 很长一段时间都靠政府补贴生存 。
但补贴不是长久之计 ， 而且在那时 ， 公司基本上到了揭不开锅的状态 ， 我们甚至要变卖自己的房产投入到公司经营里 。
那时候员工也对公司不看好 ， 我们哪怕以很便宜的价格将股权释放给员工 ， 也有很多员工不愿意接受 。 直到2016年我们重新定位 ， 说服资本市场获得投资之后 ， 经济上才得到了缓解 。
但这时候新的压力又来了：投资协议是非常严格的对赌 ， 业绩一旦完不成 ， 我们又会面临非常高的赔偿 。 所以不同时期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
创业邦：能说服资本市场很不容易 ， 很多投资人其实不愿意投科学家直接创业的项目 。
傅彦：确实是这样 ， 不少投资人觉得我们很学究 ， 也没有多少经商经验 。 当时确实是踏破了别人家的门槛 ， 也难以获得投资者的支持！好在有政府对我们的支持 ， 看重我们的学术能力 ， 相信我们能带领大家在大数据领域中走出来 ， 我们才获得了第一笔天使轮的投资 ， 但这也仅仅是杯水车薪 ， 难以持续支持公司的发展 ， 最后我们也不顾一切后果 ， 承诺了很严酷的对赌条约 。
创业邦：拿到天使投资之前 ， 公司用集团化的方式发展 ， 为什么会这么选择？
傅彦：我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 没有想到过会做成今天这个状态 。 而且当时没有多少经商能力 ， 就觉得作为老师 ， 我们以技术孵化的方式 ， 找一些所谓的商业合作伙伴 ， 为他们提供支持就好了 。
数之联是2012年成立的 ， 那时候大数据在中国刚刚兴起 ， 很多人没有概念 ， 完全不知道这种技术可以做什么 。 我们就去为企业站台 ， 拿到了一些股份 。
但这些股份很快就被资本市场稀释掉了：做得好的企业一旦有了资金注入 ， 就会认为学者在公司里占有那么多股份没有任何价值 ， 可以拿这些钱去请很多高水平的人 。 这个时候 ， 我们就只好退出 。
而那些做得差的公司 ， 很多又是学生创业 ， 创始人在很多方面都能力不足 。 但我们也很难参与到他们公司具体的发展中去 。
创业邦：团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强烈意识到：“不行！不能朝这个方向（指集团化）发展”的？
傅彦：2015年底到2016年初 。 那时候我出去给别人讲课 ， 有企业家问我：你们号称做大数据 ， 大数据到底能解决我们企业的什么问题？
在那个时候 ， 大数据更多是和互联网平台结合的 。 因为互联网行业在数据、算力方面有先天优势 ， 理念也比较先进 ， 自然是大数据最开始的突破点 。 和互联网类似 ， 政务、医疗、金融行业也有类似的条件 ， 因此在大数据应用方面比较领先 。
但制造业对大数据真的是一片茫然 ， 但他们又渴望通过大数据得到提升 ， 解决生产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
社会需求真实存在 ， 我们也有服务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和担当 。 所以 ， 我们决定必须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业智能制造这个战略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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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工业大数据的责任与担当
创业邦：转型动作这么大 ， 团队里有反对声音吗？
傅彦：肯定有 ， 质疑很多 。 而且不仅内部 ， 很多合作伙伴也会质疑：你们为什么选择要做工业？
到目前为止 ， 市场上做工业大数据的企业都不多 。 2017年的时候 ， 阿里巴巴、腾讯都涉足过工业 ， 一年之后基本上全身退出 ， 因为根本没有意料到工业大数据做起来有多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