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是孟子“外王学”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核心原则之一 。细究之下，我们可以发现，“民本”思想在孟子哲学体系中包含着三个面向：终极性面向、主体性面向与教化面向 。
“民本”的终极性面向 。孟子“民本”思想的首要之义在于，以“民”作为国家或王朝政治合法性的第一准则 。
例如，在《孟子》全书开篇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中，梁惠王求教“利国”之道，孟子直截了当地讲出“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朱子解释说：“当是之时，天下之人唯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 。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 。”
《梁惠王》章乃是孟子论及政治哲学的主要篇章，朱子认为“仁义”乃是总括“一章之指”，有着“拔本塞源”的根本性意义 。孟子对梁惠王讲的“仁义”乃是爱民保民的仁政之义 。
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他再一次强调了施行“仁义”的意义 。在他看来，将政治的核心理解为权力问题，在政治实操的层面上将国家视为权力共同体，这样的观点是片面的 。
权力结构作为政治形式，应当承担道义至上的价值理念，国家的实质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其核心是“保民而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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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之所以将“保民”视为政治问题的核心，就事实方面来说是出于历史的警示，就理论层面来说是出于中国传统的“天人观” 。
从历史的角度看，孟子的观点来自周人对导致殷商灭亡因素的总结 。《尚书》曰：“非我小国敢弋殷命 。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 。
商王朝不敬天德，导致“民用大乱丧德”，这才使得“天”降下惩罚，丧失了天下 。在孟子看来，“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
相应地，商汤、周武之所以能够得天下，“地方百里而王”，就在于他们能够“施仁政于民” 。
殷周朝代更迭，周人关于前代灭亡的反思总结中孕育出了“敬天保民”的观念，成为孟子“民本”思想的历史渊源 。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其中也孕育着早期“天人观”的萌芽：将“天”与“民”相提并论 。《孟子·万章上》引《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一句，正是这一观念的经典表达 。
《尚书·泰誓》还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 。”民乃是“天”所降生，而“君”“师”只是上天用来辅助自己爱护人民的媒介 。
这种“天—民—君”的政治结构，不允许君主直接获得权威性，他必须通过“保民而王”将自身的意志与人民的意志统一起来，权威才能确立 。
“民本”的主体性面向 。单纯地以“天”来确立“民本”的终极性，属于哲学理论建构或价值导向 。
孟子的“民本”思想除了终极性的一面，还包含具体政治实操中主体性的一面 。在他看来，人民不只是国家治理的客体，而是和“君”“诸侯”等并存且深度互动的政治主体 。
《孟子·离娄下》篇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
这里虽然是在说“臣”，但它代表的是君权的对立面，包含了整体的“臣民” 。孟子在强调“保民而王”时就指出，人民会以“去”“就”的方式对君主进行回应，既会因君主行王道而归之，也会因君主不行为君之道而去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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