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鸿章这封信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接任皖抚翁同书的看法：“新中丞翁月舫前辈，似尚思实心整顿，然此地实不易为，鸿章不能再从事于漠不相知之人 。”［（３７）］
他为什么要对曾国藩做如此表白呢？其一，根据前引李鸿章一年半后写给翁同书的信，当时二人无缘见面，相知不深 。其二，李鸿章回乡办练，既有“以翰林知兵”的美誉，也有“专以浪战为能”、“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谣诼纷纭，谤＠⑤④屡起，几不能自立于乡里 。［（３８）］”鸿章自己也承认：“展转兵间无所就，久，乃谋去 。［（３９）］”当时，皖抚福济也是他的老师（丁未科副主考），其境遇尚且如此 。何况接任的翁同书，只是与他并无一面之交的“世伯”，是以李鸿章要感叹“此地实不易为”，并下决心离开了 。其三，早在李鸿章回皖办练之初，即得到曾国藩的一再勉励，曾氏并以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坦诚相告，足见期望之殷；李鸿章则因办练无成，反要投靠他，自不免愧汗交集 。他对曾、翁师门不睦，想有所知，故作此试探性的表白，以期曾氏之接纳 。因而收藏此信稿的李氏门生黄书霖在信稿后附有一首意味深长的感怀诗：“相业渊源一贯之，丈夫羞作乞怜辞（原注：书起咸丰戊午，公正穷困，依人不屑，俯首作怜语），安排四十余年事，珍重茅屋不出师 。［（４０）］”既然师恩深重，保由俯首乞怜？其内情，黄浚一语道破：“言李文忠视曾蔑如，亦可信 。盖曾李路数各别，文正成名早殁，合肥于身后崇之，以视渊源耳 。［（４１）］”
正是由于曾李“路数各别”的原因，李鸿章在曾幕中不见知的情况，确实存在（笔者另有专文论述） 。话说回来，尽管李鸿章在入曾幕前把翁同书说成是“漠不相知之人”，但他入幕后，自己却亲笔修书与翁大拉关系，并且还于咸丰九年九月十五日代曾起草“致翁同书”函，为两家修睦转圜［（４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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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李鸿章代劾翁同书之诸疑点
曾国藩劾翁同书一案，本为寿州事变而起，苗沛霖之不可抚，早为湘系将帅之共识 。寿州事变发生，曾国藩对翁同书的做为，当即表示不可理解和十分气愤，他在致豫抚严树森的信中指出：“苗逆狂悖，罪不容诛 。翁中丞始则屡疏保其忠良，以贻养痛之患；继则屡疏表其必叛，以著先见之明；逮苗逆围寿七个月，又屡疏请援请饷；不谓城破之后，既不能引决殉难，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团练之有罪，是非颠倒，令人百思不解 。［（４３）］”其后，他在给李桓、袁甲三、李瀚章、李续宜、叶兆兰、毛鸿宾、毓科、黄赞汤诸人的信中反复陈述这一观点［（４４）］ 。应该说，他对劾苗一事是深思熟虑的 。那么，为什么他迟至次年正月初十日才正式上疏呢（其时翁同书业已去职）？原因有两条：一是曾国藩为人行事懦缓［（４５）］ 。每有大计常思虑再三、犹豫不决 。十一月初，他在接到同年好友、湘抚毛鸿宾的严肃批评后，仍不能下定决心 。请看他十一月初八给毛鸿宾的回信：“……翁药房往年屡保苗沛霖之忠良，今春屡劾苗沛霖之叛迹，……此等行径，鄙人颇思抗疏严劾，则又以愚陋如仆，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方自攻其恶不暇，不欲更翘人短以炫己长，以是徘徊未决，祈阁下代为詹尹之卜，何去何从，早惠南针 。弟于身家恩怨无所顾惜，所疑者，虚名太盛，又管闲事，恐识者斥为高兴耳 。［（４６）］”二是当他下决心疏劾时，辛酉政变发生，肃顺一派倒台，翁心存得以复出 。曾国藩既恐因肃顺事件殃及自身；又恐因疏劾不当而得罪当道 。是以迁延观望，直至确认自己站稳地步后，才予以出奏，这也是老于政事者的惯常手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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