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变得越来越精细化 。 过去 ， 中高风险区域往往以城市为单位 ， 通信管理局将有过这些风险区轨迹的人员悉数推送来 ， 人数众多 。 但现在提出了“时空伴随”概念 ， 风险范围进一步缩小 。
“时空伴随”主要靠手机信令来定位 。 它的规则是 ， 在方圆800米的范围内 ， 与风险人员的手机信令共同停留大约10分钟时间 ， 就会判定可能会有接触 ， 会被标记为风险人员的时空伴随人员 。 时空伴随人员的计算不属于地方 ， 由国家工信部信管局牵头 ， 几大运营商根据基站和信号进行综合定位 ， 这需要更多的算力 。 最终的目的是减少了防疫扩大化 ， 将方圆几十甚至几百公里的封锁范围缩小至几百米 。
洪浩解释说 ， 时空伴随数据由运营商完成计算后 ， 统一交给工信部 ， 再由后者向各地统一分发 。 “运营商的管控精度要高一些 。 ”他说 ， 原则上没有大需求的时候 ， 工信部每天会推送时空伴随人员数据 ， 而对于一些重点区域的时空伴随人员 ， “实际上是实时更新的” ， 比如对最近暴发疫情的陕西、天津等地 ， 对于离开那些区域的人员 ， 如果要进入贵州 ， 他们的时空伴随情况就会被快速推送过来 。
李可顺指出 ， 尽管目前各地数据已共享至全国统一平台 ， 但仍是以省为单位在服务器后台分析数据 。 在重点区域 ， 则不断通过刷新 ， 更新每个人的最新动向与健康状态 。 刷新频率和当地是否存在疫情传播风险有关 。 “就像我们刷网页 ， 刷新是耗流量的 ， 就得花钱 ， 所以如果没有疫情刷新就慢 ， 如果在重点区域就会不断刷新 ， 监控人员流动可能带来的风险 。 ”他指出 ， 像是上海浦东机场这类出入境人员较多的地方 ， 每人信息的刷新应该“特别快” 。
在大多数地方 ， 除了要亮健康码 ， 还需要亮出行程卡 。 行程卡是由工信部推出 ， 基于运营商的基站数据 ， 判断人14天内的行程 ， 如果有城市存在中高风险区 ， 城市名称上会用星号来标识 。 李可顺指出 ， 实际上行程卡基于手机信号基站定位的位置数据 ， 在健康码的数据中是包含的 ， 但之所以开发行程卡作为辅助工具 ， 主要是因为健康码没办法展示近十四天的行程信息 。
“目的就是为了更精准地定位 。 ”李可顺说 ， 疫情之下 ， 健康码给人员流动提供了保障 ， 让人们能安心复工和通行于公共场所 。 “健康状态掌握在政府手里 ， 假如有感染风险 ， 马上就能定位到此时此刻的位置 ， 然后再进行网格化的处理 ， 有一整套响应机制和流程 。 ”
各显神通
在健康码推行初期 ， 各地单独立项制作健康码 ， 信息采集标准也有所不同 ， 因此难以达成互认 。 李可顺指出 ， 主要是各省单独立项制作健康码 ， 标准和数据使用维度都不同 ， 甚至在后台留存的居民健康状态 ， 也使用不同的字节去记载 ， 这令各地相互转码也很困难 。 在同一个省 ， 也出现了省会和其他城市用两套健康码 ， 比如在陕西就并存“西安一码通”和“陕西一码通” 。
各地用健康码定位的方式也不一样 。 不同于许多地方在进入公共场所时需扫描场所码进行登记 ， 贵州省的贵州健康码只需要打开 ， 就会自动上传定位 。 洪浩介绍 ， 贵州健康码设计之初 ， 就确定以“最快通行”作为原则 。 尽管扫描场所码登记 ， 可以对人员所进入的公共场合精准确认 ， 但亮出贵州健康码时所发送的定位 ， 误差也不会超过10米范围 ， 尽管无法确定在哪家店 ， 但如果出现感染者 ， 同样可以将周围的密切接触者排查出来 。 省去场所码登记这一环 ， 可增加通行速度 。 “如果流程太复杂的话 ， 防控上反而容易有疏漏了 ， 刻意追求定位的精准 ， 反而可能带来新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