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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6日 ， 石家庄 ， 在河北省胸科医院手术室内 ， 医生正在使用一台“三头四臂”的第四代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对患者实施治疗 。 视觉中国供图（资料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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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病例研讨会至今已经办了60届 ， 吸引了北京各大医院的急诊科医生 ， 如今还有专科医生参与 。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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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误诊误治》杂志 。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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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12日 ，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大楼内人山人海 。 视觉中国供图（资料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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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日 ，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门诊大厅 ， 市民通过机器人查询相关就医信息 。 视觉中国供图（资料配图）
堆在储存柜最底层的那堆“废纸” ， 陈晓红固执地阻拦任何人扔掉 。
那是一叠画满“正”字的表格 ， 每一笔表示一个逝去的生命 。
1985年,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务部工作的陈晓红 ， 把经手的死亡报告单 ， 画“正”字计数 。 眼下 ， 白纸早已泛黄 ， 表格里的数据被录入计算机里 。 71岁的陈晓红再也不用画“正”字计数 ， 只要在计算机里“跑一下” ， 误诊病历的数据会弹出屏幕 。
究竟经手过多少份误诊的病历报告？她记不清具体的数字了 ， “大约30万份吧 。 ”她见证过梅毒在上世纪70年代消失 ， 又卷土重来 ， 误诊率最高时达到60% ， 如今 ， 所有医生都认识了它 ， 极少误诊 。 在《临床误诊误治》杂志当主编时 ， 她把当时少有人知的胃食管反流及其综合征等多种疾病 ， 推到公众眼前 。
这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 就像攀登一座医学高山 ， 分支众多的专科是从正面拾级而上 ， 而研究误诊则是从背面翻越 ， 同样要经过陡坡和峭壁 。 如今 ， 退休多年的陈晓红还在向上爬 。 她已经成为中国研究误诊最多的人之一 。
每个医生心里都有片墓地
许多双眼睛在关注着误诊研究：出版社时不时询问陈晓红的研究进度 ， 希望免费出书；程序员也加入研究 ， 敲入编程语言 ， 轻而易举地找到误诊疾病之间的相关性；科技公司找上门来 ， 想和陈晓红合作 ， 将她攒了30多年的误诊病历 ， 作用于临床诊断 。
可上世纪90年代初 ， 当她和同伴写好第一版《误诊学》时 ， 却被大大小小的出版社拒绝 ， “医生都要写经验 ， 你这写的是反面” ， 更何况 ， 从来没有一本医学书籍以误诊为主题 。 为了让新书顺利出版 ， 她鼓起勇气 ， 拜访当时的医学“大咖” ， 请他们帮忙写序 。
吴阶平向她敞开了门 。 这个中国泌尿外科先驱者、两院院士、周恩来的医生 ， 丝毫不掩饰地向初次见面的晚辈坦承他犯过的错误：他曾建议一个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尝试热水坐浴 ， 没多久病人反馈 ， 不起效果 ， 他追问坐浴的方式 ， 病人回答 ， “不就是洗洗屁股吗？”
说到这里 ， 向来温和的吴阶平蓦地站起来 ， 提高了声量 ， “这不是怪我吗 ， 没有说清楚 。 ”
“您已经离开临床多年 ， 为什么对这些小事记得如此准确呢？”陈晓红忍不住问 。
“这可不是小事 。 ”此后 ， 吴阶平总会叮嘱每个细节 ， 希望不要延误病人的治疗：用什么样的水盆、加多少量的水、怎样不断加水、为什么不能用浴盆或洗浴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