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赵志强指出，对大象的考察并不能只局限于中国，总体而言中国也是世界大象分布的北缘，应该将中国大象纳入更广阔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另外由于大象属于迁徙性动物，加上古代贡象的礼制，存在在其他地方见到大象的个例，在论证大象分布时需谨慎对待这些个例，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 。
总体而言，我们会发现这些论述都是用现代的生态观念去理解古代，人和自然（大象）仿佛攻守的双方，是对立的，是你进我退的，后面将进一步论述这背后的原因 。
二、大象的退却：海外的视角
而提到个案和总体的关系，则不能不提汉学家伊懋可（Hark Elvin）的代表作《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8] 。该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模式以文焕然的研究为引子，通过大象的退却总览中国环境史，主要论述了森林和植被的变迁情况，同时用中国文化中的诗歌等材料予以佐证，认为中国文化中对森林的敌视和对个别树木的喜爱是相辅相成的，由此分析其背后的社会动力和经济动因，以及相应的环境变迁与社会是如何相互作用的；第二部分特例，以三个地方的案例对前述模式进行详细说明；第三部分观念主要讨论了三个观念：中国文化中的自然、科学与万物有灵、国家道德如何影响人们看待自然 。

文章插图
《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书封
对大象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第二章“人类与大象间的三千年搏斗”，主要集中在三条战线，一是清理土地用于农耕，破坏了大象的栖息地；一是农民为保护庄稼与大象搏斗，即前述所谓象患；一是出于食用、礼仪或战争需要，为了象牙和象鼻猎取大象 。由此作者认为大象的例子从时间和空间上反映了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在中国，大象占据的空间和人类占据的空间是互为校章的 。它也象征着一种最初缓慢而加速的转变，即从丰富多彩的环境向人类主导的定居生活的转变；前者存在野生动物造成的持续的威胁，后者相应地免遭了这种威胁 。”
而伊懋可认为，这种社会动力和经济动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积极开发自然的文化往往会获得军事和政治的竞争优势，从而胜过不这样做的文化 。我推测，在许久之后，一旦前现代的经济增长达到金钱能安全地投资获利这一地步，自然资源就会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资源，例如树木，若不从经济上加以利用就会成为溜走的财富 。这种做法叫做‘兑现需要’” 。他希望通过这些分析回答一个问题：“到帝制晚期，中国的环境承受了人类经济活动带来的巨大‘压力’；在某些方面，这一情况出现得更早 。但是，这一‘压力’是否比1800年左右施加给欧洲环境的压力还要大得多？抑或像彭慕兰所认为的那样，如果首先聚焦于英格兰和尼德兰，那么这一‘压力’甚至不那么大？如果能回答这一问题，就会有助于我们明智地推测，在欧洲率先突破而进入近代早期的经济增长中，环境因素是否至少发挥了一个方面的作用，它在中国没能独立做到这一点 。”因为他认为“如果不求助于某种外来的现代科学，陈旧的技术内部进一步改善的潜力实际上已消耗殆尽 。”这就又与李约瑟问题联系了起来 。
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观点 。根据赵鼎新的研究[9]，加州学派认为传统对大分流的解释（该解释认为是18世纪以前欧洲长期的文化和经济因素导致了西方的兴起，即大分流）充满了欧洲中心主义，他们或多或少共享以下观念：“第一，在第二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中国和中东而非欧洲从经济和技术上主导了世界 ；第二，欧亚文明高度相通，且在西方兴起之前，欧亚文明发展的步调相近 ；第三，就西方的兴起而言，外部和偶发的因素与（或）经济/人口机制比宏观结构条件与人的主观能动因素更为重要；第四，工业资本主义是历史关键时刻降临于西方的偶发事件 。”作为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彭慕兰也在其代表作《大分流》中试图回答：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格兰而不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 。彭慕兰认为，这两个地方面临同样的经济情况和制约因素（如生活水平、商业化程度、农业和商业分工、人口因素等），因此它们都不是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工业革命发生于英格兰仅仅是因为两个外在的偶然因素：英格兰的煤矿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工业发达地区，以及英格兰能够取得来自海外殖民地的大量资源，而中国未曾拥有这些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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