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最后一章指出，“不存在一种可称之为‘中国’观念的自然观，甚至找不到这样一个谱系 。中国的自然观就像一个万花筒，其中大都是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零散观念 。”因此前述矛盾早已被消解，恰如中国的文人一方面在赞美大象的纯洁和庄严，一方面又在为抵御象患做努力一般，两者不是互相对立，而是碎片化的 。当然这个问题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作者自己在结语部分不断思考，这些矛盾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我们还应该继续回答：这种模式是中国独有的吗？如果不是，这些思想对解决我们当下的环境问题是否有所帮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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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7日，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夕阳乡，航拍野象群集体躺下睡觉 。
对于中国的“自然”，前人也有丰富的研究，如席文[14]、杨儒宾[15]等人都对中国古代的自然和知识生产进行过讨论，虽然和伊懋可观点并不相同，但基本思路是一样的：即回归历史语境，而非用现代思想去理解古代的后见之明 。这里涉及到“反向格义”的概念，意思是在翻译或者流变过程中，新的含义成为了主流，而旧的含义反而变得模糊起来，例如“自然”一词在古代中国意思是“自己如此”，如在“自然而然”一词的用法，随着日语中将nature翻译成自然或者自然界而后进入汉语，这层现代性的词语很快风头盖过了其原始含义 。如果说早期西学东渐，是在用格物翻译science，用中国传统理解西方文化，今天的主流则是反向格义，即用本质上是西方话语的的词汇来理解和解释中国文化 。
而现代的生态学其背后的基础已然蕴含了这种人与自然的对立，所以今天的学者在书写时候不由自主的带入了当代的视角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象的退却》中退却一词原文是retreat，仍是一种当代的视角，而非中国古代的观念 。
【古代存在自然观吗 从曹冲称象的故事到大象的退却】四、结语与讨论
论述至此，仍有一个问题让人迷惑，即高水平陷阱的发展模式是如何与自然的观念相联系起来的 。这可能需要我们对科学的诞生和学科的历史有所了解，科学的一个标志是高度抽象化，尤其是数学化，而各学科都在仿造成熟的物理学科学习这种能力，经济学家也是如此，而他们视野中的历史就变成了一种量化史学，换言之问题变成了该如何选取指标 。彭慕兰和黄宗智虽然看起来观点迥异，但是他们的指标是一样的：经济和生活质量，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为经济学问题，犹如物理学家研究真空中的球形鸡一般 。也即我在《拯救现象》中说的，西方学者太熟悉这种思维模式，以至于真实到底如何，有时候变成了一个次要的问题，相比于模型和实际相符，模型的好看有时候更为重要 。
这也是《大象的退却》一书中存在某种不和谐的原因，例如他在结语中矛盾地写道，是存在彭慕兰那种比较的可能，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如何选择比较的对象（换言之只要指标合理，一切都可以比较） 。以至于该书第三部分的关于观念的论述，和全书有脱节的感觉 。因为观念中、回到历史中的“自然”，具有某种独特性和不可比性（用库恩的话说是不可通约性），而在模式中讨论的高水平发展模式，恰恰需要一种可比性 。
而回到我们开头的引子，陈寅恪恰恰是运用了比较的方法认为曹冲称象来自印度佛教 。也许这个问题会一直存在下去，萦绕在每一个学者的心头 。
致谢：本文受晋世翔讲座《“自然”在中国——从罗界、伊懋可、杨儒宾的不同观点谈起》启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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