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机器人提供各种各样的功能性应用 ， 而且是“拟女人”的方式和人沟通提供这些应用服务时 ， 性别关系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叠加在了“人-物质”的人机关系上 。 人类四大家居人工智能（AI）助手——Alexa、苹果（Apple）的Siri、谷歌（Google）的Google Assistant和微软（Microsoft）的Cortana——默认使用的全都是女声 。 负责照料的医疗机器人也大多是女性：疫情期间 ， Singularity NET（SNET）和汉森机器人公司（Hanson robotics）合资成立的觉醒健康有限公司（AHL）推出了女性照料机器人格蕾丝（Grace） 。 日本机器人专家石黑浩（Hiroshi Ishiguro）则按照温柔贤惠和美丽的“理想女性”发明了照料机器人艾丽卡（Erica） 。 技术手段不仅服务功能解放生产力 ， 也在浇筑政治和身份的意识 。 而每一个后天凿刻在机器人身上的性别化符号和象征 ， 都在复刻人自身的刻板印象和性别秩序 。
作为两性道德能动者 ， 机器人对人的影响几何
正是因为机器人在程序与环境的互动中作出了有意向性的“决策” ， 我们便无法再否认这一事实：不论机器人能否意识到自己受到了伤害 ， 机器人作为“道德能动者”对人的社会有所影响 。 计算机伦理学创始人摩尔（James H. Moor）把伦理学意义上的机器人分为不同程度的智能体：有伦理影响的智能体、隐含的伦理智能体、明确的伦理智能体、完全的伦理智能体 。 而目前的AI大多仍是初级的“伦理影响者”——不论有无价值和意图 ， 它已经可以施加影响 。 那么 ， 接下来要在人的社会关系中帮助人工智能找到合适的道德坐标 ， 把机器人和谐地镶嵌于人的社会认知关系网络中 ， 建构符合人与机器人良性共处的道德和伦理秩序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要命题 。 已经有学者提出人工智能需要“负责人的创新和主体权利保护” ， 即主动考量对一般使用者甚至全人类的责任 ， 结合人工智能的实践和使用场景进行设计和控制的责任分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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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暴力对待机器人”的议题上 ， 伤害机器人对施暴者 ， 即人类自身是否有影响 ， 也成为影响科技伦理决策的争论 。 有人提出 ， 或许性爱机器人会让“非自愿独身者”（incel ， 一般指自认为找不到女性伴侣的男性 ， 这一群体常利用网络讨论、散播仇视女性等极端倾向）也能够体会到亲密关系和性生活 ， 从而降低他们的犯罪 。 或许性爱机器人可以取代人类妓女 ， 改变性产业 ， 保护女性 。 另一些人则认为 ， 人们对女性机器人施加暴力 ， 只会强化社会中的厌女情结 ， 甚至让青少年习得对真实人类的暴力 。 这一系列的争论就像是电子游戏中的暴力行为究竟是有助于对不良情绪的宣泄、还是会强化暴力倾向一样 ， 一时很难有明确的结论 。
但哪怕从性解放的角度 ， 仿人机器人也很难让人保持乐观 。 性爱玩偶和机器人妓院沿袭了古老的人类恋物情结 ， 正在成为后现代人类解决“私密关系”的移情对象 。 但是 ， “与物交欢”对人类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替代性性生活解决方案 。 “人造物的性解放”和“人的性压抑”是一体两面互为镜像的症候 。 在商业驱动的性爱玩偶身上 ， 由于男性被认为是主要的消费群体 ， 进而也形成了这样的悖论：玩偶越逼真 ， 性服务机器人越智能 ， 意味着它们越能满足“自负的男性性经验”和男性欲望 ， 也就越复制各种形式的性的不平等——对丰乳肥臀的夸张追求 ， 戏剧性的五官和四肢比例 ， 这些特征一方面构成了（男人）对性和生殖的拜物氛围 ， 另一方面又展示了男性与女性建立的“主奴”的不平等性关系的顽固企图 。 对现代版本的皮格马利翁而言 ， 他亲手塑造的象牙少女像是通过人工智能而不是爱神阿芙洛狄忒的赐福变得更像人 。 性爱机器人和智能性爱玩偶在排遣压力、转移欲望的同时 ， 注定通过人工智能和虚拟技术的“制造娇妻”进一步强化“阳物统治” 。 支撑着性玩偶和机器人妓院的就是“性的压抑”和“消费的自由” ， 它起到的是通过满足性需求来强化性歧视的效果——每一次对个人的内部欲望的唤起 ， 都是对真实世界中男女之间平等的性关系的间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