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融合 ， 多团队合作也是一大特点 ， 在此次发掘工作中 ， 共有30多家单位参与其中 ， 不同单位的多学科研究人员不仅参与考古发掘 ， 还参与多学科研究方案的设定、样品的采集等 ， 避免出现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两张皮的不利局面 。”冉宏林告诉采访人员 。
此外 ， 三星堆遗址考古人员对发掘信息进行了全方位采集 ， 冉宏林认为 ， “考古发掘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的事 ， 也要把信息留给后代 ， 保留足够多的信息为今后的发掘保护研究提供足够丰富的资料” 。
目前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与30余年前发现的两个“祭祀坑”有哪些异同呢？三星堆第1、2号“祭祀坑”发掘者、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陈显丹告诉采访人员 ， “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与之前的两个相比 ， 坑型都为长方形 ， 基本形制与朝向一致 ， 出土文物种类相似 ， 但出现了很多新器形 ， 同时 ， 祭祀坑大小不同 ， 深浅不一 ， 坑内的文物各有侧重 ， 有的坑象牙多一些 ， 有的坑大件青铜器较多 。”
陈显丹进一步介绍说 ， 此次考古发掘出现的新器形 ， 既反应了与中原文化有密切联系 ， 也揭示了古蜀文化在文明交流中吸收融合为己所用的创新 。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会影响四川考古、中国考古甚至世界考古很重要的发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认为 ， 三星堆“祭祀区”的新发现有助于解决长期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 ， 比如最基本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 。过去我们只发现了两个坑 ， 这次新发现从两个坑增加到八个坑 ， 并且对周围进行了详细的勘探 ， 有助于复原当时“神庙”或“祭祀区”内部的空间 ， 对完整认识当时的礼仪空间 ， 宗教思想 ， 乃至于反映的宇宙观念 ， 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
“三星堆‘祭祀区’的考古发掘聚集多学科、多团队的考古和文保力量 。”孙华认为 ， 这么多的考古专家和文保专家汇聚在一起 ， 不同的思想、技术在一起碰撞 ， 有利于推动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 。
“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充分体现了古蜀文明、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 ， 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和发展脉络、灿烂成就的实物例证 。”相关专家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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