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述，张之洞曾批判洋务派，“自咸丰以来，无年不办洋务，无日不讲自强，因洋务而进用者数百人，因洋务而糜耗者数千万”，结果仍然是“事阅三朝，积弱如故” 。指责洋务派借“自强”之名，奔竞、滥举，而且又虚耗、靡费，最后还是达不到自强的目的 。俟清流认识慢慢转化，开始倾向洋务之时，“自强”一词常见于其奏折、书信、日记之中，并为中国之自强献计献策 。光绪六年（1880），陈宝琛代刘铭传拟《筹造铁路以求自强折》，指出自强刻不容缓，折中说：“臣每私忧窃叹，以为失今不图自强，后难欲图，恐无日矣 。”并提出自强方案，“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 。”①[23]认为练兵、制器固然是自强之道，但主要还是修造铁路 。张佩纶深感时局危急，提出“攘外必先安内，而富强端在强兵”，②[3]建议武科改试洋枪，参西法练兵 。光绪十年（1884），他又提出在沿海七省广设兵轮水师，购买铁舰、大炮，添置炮垒，精选水师将才，并建议选派水师将弁出洋学习，目的是加强海防，以求得自强 。黄体芳也专上《变法储才实求自强疏》，提出通过变总理衙门之法、变沿海设防之法、变宗学官学之法等措施，并“储异日有用之才”，③[20]来求得自强 。后清流代表屠仁守高唱“尊王攘夷”，把抵抗列强入侵，捍卫国家主权视为自强之道，他说：“俄人偪新疆，窥吉林；英人踞印度，服缅甸 。今法人又入越，地与中国为邻 。始计所以力护越南者，固为国势强弱全局攸关也 。争越南而得，则英俄觊觎之志可衰，他国思逞之心可戡，庶自强自今日始 。”④[6]
甲午战争之后，清流对自强的认识更加深刻 。张謇替张之洞所拟的《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把自强的范围延伸到除军事之外的“广开学校”、“速讲商务”、“讲求工政”等方面，提出“立国出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在于工”等主张 。⑤[16]翁同龢痛感甲午战争中中国军事上的拙劣，提出“以谓欲图自强，必自练兵始”，⑥[21]把练兵作为自强的一项重要条件，并提出兴学校、开新闻报馆、印刷书籍，认为“各国富强之基实本于是” 。⑦[21]文廷式的眼光更为深远，他说：“和议既成，举国争言洋务 。请开铁路者有之；请练洋操者有之；请设陆军学堂、水师学堂者亦有之 。其兴利之法，则或言银行、或言邮政、或请设商店（局）、或请设商务大臣 。诸人非必无视，诸说亦多可行 。然天时人事，则犹有所待也 。”①[65]
他认为开铁路、练洋操、设学堂以及设银行、邮政等措施皆自强之术，但以“犹有所待也”一语，高深莫测 。意思是说，开铁路、练洋操这些方案只是自强之术，并非根本，而要真正达到自强，则非仿效西方，变更制度不可 。庚子之役后，自强之声不绝于耳 。张之洞听说朝廷不愿行西法之后，非常愤慨，在致安徽巡抚王之春的电文中说：“变法不重西，所变何事 。”②[19]要求大变旧法，大行西法以求得自强 。张謇于1895年即踏上实业救国的道路，他认为“实业教育，富强之大本也”，③[16]欲想通过大办实业和教育达到振兴自强 。后来“受外界刺激”，认为非立宪，“无以救之”，毅然走上了立宪救国之路 。清流毕竟是“清流养望”，官场“清客”，手中并无实权，所以纵横捭阖，献计献策倒是特长，但于实际事务却很少建树 。不过也有几位手握权柄，在实际事务中颇有建树 。前清流代表吴大澂，在帮办东三省军务期间，练勇设防颇有建树，并“奏请在吉林设机器制造局，并于三姓、珲春各处兴筑炮台” 。④[24]张之洞抚晋后，在实际事物中痛感以前放言高论，于事无补，于是开始着手实际，实事事功 。在山西期间，张之洞设立洋务局，发布告示招材纳贤 。署理粤督的时候，正值中法战争，张之洞痛感中国军事上的落后，在广州兴学练兵，兴办实业，开办了水师学堂，聘请洋教习，招募洋工程师，翻译西学书籍，学习火药、电线、强水、红毛泥等制造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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