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孙杨方证人反复强调中国反兴奋剂的实践是每位采样人员需具备对应的授权资质，并具备检测机构（如中国反兴奋剂中心）颁发的身份文件，但这与适用本案的规则不在同一个层面，因为本案涉及国际体育组织（FINA）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对运动员进行检测，CAS仲裁庭只需决定FINA需要遵守的规则是什么，而不必然是中国执行的规则是什么——中国的执行标准是可能高于国际强制规范的（即ISTI）；不同的采样机关在授权文件上也可能执行不同的标准——只需要不违反 ISTI即可 。
另一方面，孙杨方安排出庭的证人几乎全是事实证人（唯一出庭的专家证人是就血检官的护士资格与中国刑法进行作证）；在如何理解规则的问题上，这些事实证人无法对仲裁庭作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解释 。应该说，在这个有关规则如何理解的命门问题上，孙杨方对抗WADA是处于天然的劣势，因为WADA即是ISTI规则制定者，而他们选派出庭的证人本人也参与了ISTI的制定 。除非规则有严重瑕疵，或有违反国际强制法（Jus Cogens）的嫌疑，和“规则制定者”辩论规则应如何解释是近乎飞蛾扑火的尝试 。
孙杨一方在听证会快接近尾声时，由FINA的代理律师（作者注：在本案的CAS程序中，FINA和孙杨方是立场一致的）尝试辩论WADA对ISTI 5.3.3条的解释违反了瑞士法 。此类“违宪”类的辩论是难度极高的尝试，若决定从这个角度瓦解WADA立场，应集中火力猛攻其违反国际强制法或违反基本人权之处，而不是在听证会快结束、各方精力均不在最佳状态时，例行公事地抛出这一论点，这不仅无济于事，甚至给仲裁庭造成印象，即代理人并未针对仲裁庭最关心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利用本方有限的时间 。仲裁庭提醒道，公开听证会的有限时间应用于总结陈词，重点提示核心论点，而非重复书状里已经详细阐述过的内容 。此外，代理人还应揣摩仲裁庭的意图，针对仲裁庭可能的问题进行回答或论辩 。
三、 规则对事实的适用：当晚IDTM采样人员出具给孙杨的资质文件是否符合上述第（2）项规定？
在对ISTI第5.3.3条作出解释后，仲裁庭很容易判断，当晚IDTM采样人员提供的资质文件是否合规 。孙杨方，包括运动员及家人、医生及官员等认为该资质文件不符合他们对规则的理解 。WADA则先后请来IDTM工作人员Tudor Popa（也是本案主检官的直属上司，事发时她通过电话向Tudor Popa寻求指示）和Neal Soderstrom出庭作证 。WADA通过他们证明：
（1）IDTM自1995年开始已与FINA合作，代表FINA对运动员进行样本采集共计一万九千余次，出具的是和本案一样的格式授权文件（且在2018年，与本案一模一样的格式授权文件被使用过逾三千次），FINA也从未表态该授权文件有瑕疵，但却在这一次认为该格式授权文件不合规；
（2）孙杨作为国际顶尖运动员，接受过多达一百八十次兴奋剂检测程序，其中六十次由IDTM通过出具和本案无异的授权文件执行，但孙杨却仅在这一次，对该格式授权文件提出质疑 。
仲裁庭反复询问孙杨为何在这一次检测过程质疑IDTM的授权文件——在经历了IDTM六十次采样后，他难道不应该对IDTM比较熟悉了吗？孙杨表示他并不熟悉IDTM，强调当晚的工作人员不专业 。但这回答并没能针对仲裁庭的关切，没能对他们心目中的关键问题作出解释；且孙杨称“对IDTM不熟悉”，即便是事实，却不符合这三位仲裁员作为西方法律人的思维逻辑——典型的“西方法律训练”，不管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皆强调逻辑推理，基于事实和证据进行三段论式的逻辑推演 。
本部分提出的三个问题即是典型的三段论，通过对该三个问题的回答，典型的西方法律人不会有太相左的结论 。此外，在对待某些需要自由心证的问题，西方法律思想还推崇“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 ”[9] ，典型的西方法律思维仲裁庭会基于孙杨被IDTM检测过六十次的事实，认为孙杨不熟悉IDTM有违常理，除非孙杨能提供合理解释 。类似“有违常理”却没得到有效解释的点，在本案中还有不少，而就是通过这点点细节的积累，影响着仲裁庭对整件事的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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