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5：其他要害问题（Killer Questions）
上文提及，孙杨方选任的仲裁员Philippe Sands教授提出了许多直击本案要害的关键问题（Killer Questions），也可从中一窥英美法系仲裁员的思维模式 。由于Philippe Sands教授本人也是极为出色的国际公法学者暨律师，发问风格极为犀利，作为律师在庭上碰到Sands教授难免会紧张；但本次作为旁观者，将自己的思考和Sands教授的思考即时比对却是甚为过瘾的思维碰撞 。
在孙杨方证人作证后，Sands教授指出本案中存在运动员对其医生、团队有“高度依赖”（high-level of dependence） 。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对孙杨方是有利的，如果集中对此展开论述，虽对运动员是否违规没有性质上的影响，但与运动员的“过错”有关，能影响处罚（如有）的轻重，也似乎能从某种程度挽救公众形象 。
虽然孙杨方面似乎没有将“高度依赖”作为辩护策略，但从Sands教授的态度可判断，他至少会向其他两位仲裁员强调考虑这一因素 。因为，在WADA结案陈词时，Sands教授也向WADA询问怎样考量运动员对团队的高度依赖 。WADA律师的回应是，这样的依赖是“难以置信的鲁莽赌博”（incredibly reckless gamble）， 若这也能算“无严重过错”（no significant fault），将会颠覆整个“无严重过错”案例体系 。
除明确指出本案所显示的运动员对其团队的“高度依赖”，Sands教授还直指孙杨方的辩论策论是完全基于己方对ISTI相关规则的理解 ——“你们有没有停下来想过，有没有转念想过，万一你们对授权文件的理解是错的，怎么办”？他不止一次地发问 。孙杨团队无法对这个振聋发聩的问题进行有效回应 。
Sands教授无疑对这个问题感受相当强烈，他使用了“Did you pause to think” 以及“Did you turn your minds”等强烈的语气，某种程度透露了他在听证后对本案的态度——即难以置信，孙杨团队将关乎一名世界顶尖运动员职业生涯完全系于己方对规则的主观理解 。特别是，巴医生在已经有一次兴奋剂违规记录后，难道不应该考虑到，万一自己或自己仰仗的老师（即韩医生）对规则理解有误，运动员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更应三思而行吗 ？
无独有偶，虽然FINA Doping Panel站在了孙杨一边，认为其当晚的行为没有违规，FINA也认为“将整个运动生涯押注在运动员当时对复杂情形的理解”，“系于和（主检官辩论）谁对谁错”，无异于孤注一掷，“愚蠢至极” 。
此外，Sands教授还问出了一个虽然在国际仲裁中有争议，但却是仲裁员们做决定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即一旦仲裁员作出某种决定，会导致什么后果？Sands教授向孙杨一方（具体为FINA代理律师）发问，假设仲裁庭裁定IDTM公司的资质文件不足导致本案的检测无效，是否将导致所有使用同样资质文件的兴奋剂检测程序都无效，并且打开成百上千基于同样理由向CAS上诉的阀门？
FINA律师的回应是，本案具备特殊性，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WADA一方则坚持，（如果仲裁庭赞成孙杨方的论点），将形成“孙扬效应”（“Sunyang Playbook”），反兴奋剂检测制度将无法执行 。
如果运动员确实对检测人员的资质有疑问，孙杨团队当晚的激烈反应若不可取，运动员是否有救济措施？FINA Doping Panel和WADA在这一点是一致的，即运动员始终应该配合采样和检测，除非身体、卫生和道德条件客观上不允许 。运动员如有疑虑，可在配合取样的同时发表异议，即“有异议地接受检测” 。[11] WADA明确引用的案例是Laura Dutra de Abreu Mancini de Azevedo v 。Fina （CAS 2005/A/925），也是一名游泳运动员拒绝接受检测 。
这个案件确立的、反兴奋领域公认的原则是：“反兴奋剂测试的逻辑规则决定了，只要身体、卫生和道德条件允许，运动员即便有异议也需要提供样本；不然，运动员们会以各种理由拒绝提供样本，测试将无法进行 。”“身体、卫生和道德条件“是否允许采样，CAS案例确立应以客观标准审查，而非主观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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