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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天坛东门地铁站附近的这家酒店 , 散落在15平方米酒店房间的物件如同证据闪烁 , 映射着26岁女孩周芹的临时生活 。
卫生间洗漱台上横放着两支开封过的一次性牙刷 , 壁挂电视下方狭窄的长条桌上 , 堆砌着印着酒店店名的五个一次性纸杯 。长条桌的另一端 , 晚餐已经放冷:塑料袋潦草包裹着咬了一半的肉饼 , 还剩三分之二的奶茶 。纸杯内壁的黄褐色痕迹弯曲成弧形 , 冲泡的奶茶是周芹从酒店前台拿的免费的奶茶包 。
这些一次性用品在一次次的使用和替换中经过周芹的生活 。她真正拥有的 , 是放在门口的24寸行李箱 , 里面装着她全部的夏季衣物 , 以及长条桌和床头柜下的一双拖鞋、一双运动鞋 。地板上的烧水壶从没用过 , 装垃圾的黑色大塑料袋里堆放着待洗的裤子和袋装洗衣液 。
对周芹来说 , 这些不多的物品并非意味着无法割舍 , 从2022年2月到现在 , 在多家酒店辗转的这半年 , 似乎没有什么是不能被丢弃的 。重要的东西都在黑色双肩包里:电脑、电脑支架、耳机、橘黄色的水杯 。她背着它们 , 不断离开 , 又在一个又一个酒店短暂停留 。
长租酒店代替租房的生活方式 , 正成为一些居住在一线城市人们的新选择 。离开某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 , 他们形容这是一场“逃离”:有的人为了逃离平稳的生活 , 重获日常生活的真情实感;有的人希望集中在自身 , 找回从生活中退场的意义;有的人想为不安全感找一个庇护所 , 触摸游牧式生活的可能性 。
但生活在酒店只是阶段性的状态 , 选择长租酒店是恐惧群体和世俗标准的自我防御性辩词 , 还是代表着一种替代性、更冒险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该何去何从?对这些问题 , 他们没有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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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插图
2021年10月后 , 27岁的刘颖带着随身物品住进了酒店 。她本以为住在酒店只是过渡期的无奈之举 , 却没想到打开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现在 , 刘颖仍长租在朝阳公园附近的某快捷酒店 。新京报记者 徐雪飞 摄
被压缩至15平方米内的生活
周芹坐在床上 , 书包就放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 。这张1.5米的床几乎填满整个房间 , 从下班后到第二天8点起床 , 她坐在这张床上继续加班 , 或者玩手机、看电影 。
“住酒店意味着一种自由” , 周芹说 。聊天中 , 她反复提及的词语是“可能性” , 押一付三的租房合同是一种束缚 , 意味着和居住城市、工作的长期绑定 , “就像置身于监狱” 。而现在 , 她和酒店签的是一个月的短期合同 , “能够说走就走 。”她说 。在价格和通勤便利上 , 长租酒店也更划算 , 酒店离公司通勤时间只有5分钟 , 月租酒店的房费3188元 , 再加上水费50元 , 卫生费20元 , 每月只需支出3258元 , 比以往平均每月仅房租就需3300元的群租房价格更便宜 。
唯一让她不满的是现在居住的酒店房间里没有窗户 。清晨的光亮无法唤醒梦境 , “上班总是迟到 。”假窗户外是一幅装饰画:“窗外”的晨曦正照亮密林间的一条小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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