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到底是什么年代的？( 三 ) _经验常识

四川三星堆是我国夏商遗址考古的重要发现。此外，夏商时期的遗址还有山西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与新华遗址、河南巩义花地嘴遗址、河南二里头遗址、山东苏埠屯商墓、湖北盘龙城遗址、河南殷墟遗址、山东前掌大墓地、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金沙遗址等10余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承载古蜀文明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是国内出土夏商时期玉器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遗址之一，不仅出土了源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十节玉琮和源自黄河流域的玉璋、玉戈、玉钺等，还有古蜀人广泛吸收其他地区玉文化，融合创新后制作出的具有鲜明古蜀特色的玉器新品种、新造型。
据统计，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共出土玉璋300多件，超过全国其他地方出土总量。玉璋最早流行于夏朝时期的黄河流域，商灭夏以后，商人并没有使用玉璋的习惯，于是夏朝后人就把玉璋进行扩散传播，而古蜀人则在此时继承和发展了夏朝宗教的观念和礼制的思想，使玉璋成为古蜀文明最核心的礼器。
另外，三星堆遗址的一号、二号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金、铜、玉、石、陶质遗物，其中金器近百件，有金权杖、金面罩、金叶，以及虎形、鱼形、圆形的金饰片，总重197.29克。其中，一些青铜人头像的脸部带着金面罩，双眉双眼皆镂空；可能与“黄金四目”的方相氏有关。虎形金饰用金箔模压而成，长12厘米，昂首卷尾，动感强烈。最为珍贵的是包金权杖，长142厘米，杖上端有镌刻鱼纹、鸟纹和人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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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金沙村也出土过6件金制品，包括面罩、鱼纹带饰、四鸟绕日饰、蛙形饰和喇叭形器等，共重138克。这些发现表明西南地区黄金比较流行。
有人说，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就是古代蜀人心目中一棵通天神树，是十日神话传说中扶桑与若木的象征。青铜神树分为三层的树枝上共栖息着九只神鸟，大概就是古蜀人想象中太阳精魂日中金乌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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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太阳，是古代蜀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太阳神鸟金箔纹饰，生动记录了古蜀时代的太阳崇拜，这其中包含的更多信息还有待进一步了解。金沙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以它的神秘和它的精致，再一次展示了古蜀人的智慧与魅力。
从一个考古遗址的发掘，发现一个失落的文明，甚至改写一部文化史，学术界再没有比这更令考古、历史和文化工作者兴奋快意的事了。有幸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样快慰的事却两次降于四川盆地西侧的成都平原上：一是广汉三星堆古城和祭祀坑遗址的发掘，一是以新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成都六座史前古城遗址的发掘。它们使一个已经失落的古老的巴蜀文明，一个只有茫昧迷离的文献记述而缺乏物化实证的巴蜀文明，破土而出，喷薄而发，闪显出灿烂的耀眼的光芒，照亮了巴蜀文化史上几显苍白和阁黑的澎湃城。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信息，掩蔽着众多的扑朔迷离的文化之谜，是新发现的“古蜀文化的生长点”(苏秉琦先生语) ，是幸运之神给予的索解和改写巴蜀文化史上恢弘扬厉的一页的历史机遇。研究三星堆文化是中国考古学，也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由于三星堆文化面貌的神奇和文化渊源的扑朔迷离，也为我们的认识和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其难之一，是三星堆祭祀坑内各种奇诡怪异的神像和形象从未见于著录，没有现成的巴蜀文献记载可资对照，至今我们还不得不主要借助于有关中原文化典籍的知识来认识和探索三星堆遗物及其风貌和内涵。如关于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青铜鸟等形象的认识，就不得不借助于我们已知的关于司神巫师、建木社树和龙凤等中原知识，来对三星堆遗物加以猜测性的对比，这就难免发生歧义，难于准确认识其真谛。就是“祭祀坑”的命名，也还是来源于中原礼仪知识，因而引发歧义，引起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更准确地说，叫做“祭祀物坑”也许更恰当一些。其难之二，研究和探索三星堆文化的族属和文化渊源，若隐若显，困难重重。由于历史上巴蜀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民族源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长时期的民族交往、民族迁徙与文化振荡，使我们至今对巴蜀内部的民族关系还难于从纷繁中理出头绪。其难之三，三星堆文化以遗迹和实物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古蜀城邦体系和森严的古蜀王国体系，但我们仅凭关于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的蜀王世系的知识，无法为它找到文化学上的坐标定位。其难之四，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成都十二桥文化的考占发掘，虽然使我们找到了三星堆文化，特别是其青铜文明的上源，看到了它的流向，但其间长达两千年的时空隧道里的某些缺环还是难于填补的。特别是考虑到距今2000年至3000年之间成都平原上曾发生过的一次巨大洪灾曾将旧文化址冲涤，普遍出现新文化址的迁徙，其文化连续性的某个环节上的阻断，不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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