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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版《晋江县志》县疆域图


在既有宇宙观的基础上，明清泉州城的空间象征设置，进一步强调一种二元结构，即“内”与“外”的程式化辩证关系 。“星野”就是与指称“内”的“封域”相对的“外” 。但应说明的是，对于“城池”范围之内的空间而言，“星野”和“封域”则成为其“外”，只有城墙之内是其“内” 。考察“五服”观念的演变，我们发现“内”与“外”所传达的是“开化”相对于“未开化”以及“中心”相对于“边缘”的概念，“内”的空间代表开化之地，即帝国行政中心；而“外”的空间则为野蛮、未开化之地，即行政统治的边缘，即乡村 。在明清时期，泉州城的城墙被加厚，而且用石头来巩固它的强度，从而成为一个“石头城” 。官方的解释认为，石头城墙是为了抵御“倭寇”的侵略而建造的 。但从宇宙观来看，这同时也意味着对“内”与“外”之间差异的重视 。更值得强调的是，这个时代的内外之别，已经不局限在以前的城乡差异，而更多代指“华”与“夷”的划界，而划界显然与海禁政策相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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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弼成五服图》


不过，内外之别也为“上”与“下”之间的沟通创造了一个中间范围 。官员虽归属中心，但他们掌握着进入各外层空间的通道 。在“上”与“下”之别的意义上，外层空间包括五岳、寺庙、神祇以及在“星野”与“封域”之间进行的祭拜活动[2]；“封域”作为外层空间（农村及城外）与“墙内之城”之间的七道城门（明为八道），以及官府衙门与城区之间的内城墙四座拱门 。五岳、寺庙和官方的礼仪祭典是地方官在“上”（天、神与皇帝）面前充当人民代表的工具和手段 。城与其外部世界的连接点（城门）是军队出征保卫城市以及皇帝旨令传入城市的通道，也是统治者的权力施达农村的通道；而通过四道拱门，地方官可以视察他的子民，在城内产生的争端也由此纳入官府加以处理解决 。作为“上”（帝国象征与统治）与“下”（地方社会）之间以及地方官与平民百姓之间的“沟通”渠道，这些“媒介”也是试图强化等级与秩序的严密强权的工具，城门的官方名称就为这些媒介的功能做了生动的描绘（见下表，载于乾隆《泉州府志》卷十一），例如，北城门被称为“朝天门”，它反映了把城市看作受天支配之地的思想，城中居民因此而安于接受皇帝的权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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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寺庙和城门外，泉州作为一个整体还通过一个特殊的媒介——坛，来与外界、上、天、山脉、国家交流，这些坛坐落在泉州城的外围，包括社稷坛、山川坛和厉坛，官府每年在社稷坛（城外）和山川坛（城南）举行两次祭典，在厉坛举行一次（道光版《晋江县志》卷十五），这些祭典所祭奠的内容包括社稷神、山川雷雨和鬼神 。在《北平的封禅文化》一文中，民族学家凌纯声指出，坛是古代祭祀鬼神的露天祭坛，历史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历朝历代均有设立，但明朝在北京建立的祭坛体系更为系统，这个体系在明定都南京时期已很完善，北京搬用的就是南京体系 。[3]英国人类学家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认为，这些坛和仪式是与皇帝本身的特权——拥有天下之土地、五谷、山脉、江河、雨水和臣民（鬼神）——相对应的[4]，它们也可能被看成连接帝王与地方世界之间的桥梁 。也就是说，如果组织祭典的各级地方政府是那些把帝国宇宙移植到地方地形之中的人，那么，坛则象征着宇宙的含义——社稷坛代表国家，山川坛代表皇朝的“自然君权”（合法性），厉坛则代表惩罚的戒律（厉） 。城门与坛这两种媒介，说明了城市与“上”（帝国）之间的联系，也说明了帝国统治的建立与确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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