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尔德在本书开头以十六世纪瑞士博物学家康拉德·格斯纳（Konrad Gesner）《动物志》中的狐狸与刺猬形象来代表人文学科与科学的角色特征 ， 通过讨论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对古希腊诗人阿尔奇洛克斯（Archilochus）的箴言“狐狸有多知 ， 而刺猬有一大知”的引用——古尔德说狐狸和刺猬体现了他们各自为人所熟知的象征（狐狸诡计多端 ， 刺猬持之以恒） ， 表达了他对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关系的看法 ， 并且对在两者之间如何进行卓有成效的联合提出了建议 。 但是要注意的是 ， 古尔德小心地提醒读者他并没有简单地声称科学就是刺猬、人文学科就像狐狸一样工作 ， 同时表示自己不会做简单化的对比 。（前言 ， 第3页）作为科学史学家 ， 他的研究路径既是历史学的 ， 也是文献学、科学哲学甚至是图像学的；无论是研究的视角、方法还是观点表述 ， 他始终都很注意在各种观点和论证方法之间发现其复杂性与微妙的异同 。 实际上在阅读中我们有时会感觉到作者在表述上的审慎、曲折与比较老派的幽默会带来某些理解上的困难 ， 在这里也可以感受到翻译的难度 。
古尔德在该书中要厘清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复杂关系的真相 ， 提出的核心观点是科学与人文学科既有根本区别又有紧密联系 ， 刺猬与狐狸各有所长 ， 人类智性王国这两大领域的真实关系应该是和而不同、相互补充 。 从更为具体的目的来看 ， 古尔德更多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希望借助人文学科的力量帮助科学发现自身的问题与缺陷 ， 解决科学发展的难题 。 他说“我的三个论证的‘摘要’就是 ， 科学需要人文学科来教会我们认识到自己事业古怪且相当主观的一面 ， 教会我们理想的沟通技能 ， 并给我们的能力设置恰当的边界” 。（180页）但是通过论证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不同认知策略的融通之必要性与可能性 ， 他的最终目的还是提倡两者之间在共同目标和更高智性的层面上融合起来 。 “这样 ，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事实技能与我们的道德智慧结合成一道屏障和武器 ， 在这个有着紧迫危险的时代 ， 为了人类至善而携手合作 。 ” （同上）这样的论述主旨和结构层面听以来并不太复杂 ， 但是要在历史学、科学哲学和文献学的路径展开扎实的论证却很不容易 ， 古尔德的研究功力和学识在他的路径选择、史料考辩和观点辩驳中充分展现出来 ， 引领着读者穿过幽暗、曲折的科学史与思想迷宫 。
古尔德在第一章论述了他的属于历史学的研究思路和论证步骤 。 他首先承认在17世纪科学的诞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与人文领域发生冲突 ， 第二、第三章分别论述了科学分别与人文领域、宗教传统和社会正统观念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关系 。 科学革命提出的对世界的新解释遭到宗教审查和传统人文学科的本能攻击 ， 反过来又引起科学力量的反击 ， 关键的问题是话语权的争夺 。 这是第一部分“离别之初的仪式与权利”的基本内容 ， 梅迪思博士作为审查和“镇压的威胁”的代表就是在此时登场 。 第二部分“从培根的悖论年代到斯威夫特的甜蜜与光明” ， 通过阐释从“古今之争”到“科学战争”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 论证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绝对化和简单化的对立阵营 ， 论述了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并非相互对立 。 第三部分首先延续了第二部分的论述主旨 ， 通过海克尔、纳博科夫、塞耶、艾伦·坡等人的事例多方面阐释了科学与人文学科融合的可能性和光明前景 。 然后他把问题聚焦在他的同行威尔逊借用英国科学家休厄尔在1840年提出的“融通”（consilince）概念来表达所有学科（包括人文学科的各领域）最终都可以在科学中获得最终解释的观点 ， 作为主张科学与人文学科各自保持独立、互相提供有启发性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共同解释世界的古尔德当然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 并且提出他所寻求的“融通”是指“将科学和人文学科‘聚合’起来 ， 取得更大、更富有成果的接触和连贯性——不过这是一种一视同仁的融通 ， 尊重彼此固有的差异 ， 承认它们可比较但与众不同的价值 ， 理解这两个领域对任何智识上和精神上都‘完满’的生命的绝对必要性 ， 并力图强调、滋养无数实际重叠且有着共同关切的区域 。 ……让我们……同时以科学和人文为支柱 ， 支撑起智慧之幕” 。（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