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案例主角是本书开头就谈到的博物学家康拉德·格斯纳和天主教审查官梅迪思博士及其门徒 。 古尔德收藏有格斯纳出版于1551年的伟大的动物学著作《论四足胎生动物》——正是这部著作激起他撰写本书的兴趣 ， 他发现在该书扉页上格斯纳的名字被用两种方式抹去了：先是用油墨涂改了原来的印刷字母 ， 使之无法辨认；接着又用一纸条直接贴在名字上 ， 后来被人撕掉 。 再后来有一位藏书人在最初的印记上方用墨水写下了格斯纳的名字 。（70页）这只是序曲 ， 高潮还在后面 。 虽然格斯纳的这部著作没有任何在宗教上或道德上有问题的东西 ， 但是梅迪思博士及门徒仍然熬费苦心、极为尽职地在整本书（共1104页）中一页页地打下自己的印痕——消除格斯纳和他在书中不断提到的两个人的姓名：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和出版了《世界志》的塞巴斯蒂安·明斯特（Sebastian Munster） 。 尽管格斯纳的书尚未被列入天主教的禁书目录中 ， 但他是重要的瑞士新教改革者慈运理（Ulrich Zwingli）的教子兼门徒；伊拉斯谟和明斯特虽然仍是天主教徒 ， 但是反对偶像崇拜并且缺乏虔诚的正统信仰 。 他们显然都是不受宗教与世俗官方欢迎的人物 。 “分配给这位审查官的是基本上很蠢且无疑非常无聊的任务 ， 即将所有新教徒（包括作者格斯纳本人）和不那么正统的天主教徒的名字都删去 。 ” （332页）古尔德显然很能理解和报以同情 ， 于是发现这位审查官在这项枯燥至极的任务中为自己找点乐子 ， 就在涂掉不同名字的时候变换粗细不同的线条和各种涂写方式 。 比起涂改人名 ， 当然也有一些更有学术含量的工作 ， 比如将格斯纳引自路德译本的几句《圣经》引语打扮整齐 ， 不辞辛苦地附上了被认可的天主教官方版本；又比如因为哥伦布宣布新世界属于西班牙的天主教王 ， 因而用金色面描绘他的名字 。 古尔德说 ， “直到读完整本书 ， 所看到的模式最终令我深感荒谬可笑而非极端邪恶” 。（72页）
最后的高潮是古尔德在朋友的帮助下共同解读了在扉页前的空白页上写下的这一行神秘话语：“这一描述胎生四足动物的危险书籍可以阅读 ， 无需革出教门 。 因为 ， 根据比萨主教区神圣罗马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莱利奥·梅迪思博士（Magister Lelio Medice）的指令 ， 本书中所有应当被除去的[片段]都已被涂抹掉了 。 ” （79页）梅迪思博士及其门徒终于出现了 ， 上述的所有功劳归功于他们 。 古尔德也终于在字迹辨认、文献释读的伏案工作中抬起头来：“有点令人不寒而栗——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尽管所做的大量删减既装模作样 ， 又无关痛痒 。 莱利奥·梅迪思博士不会作为科学或学术的朋友而载入史册——尽管他已在本书的书名中获得了某种含糊又短暂的声名！” （同上）
古尔德承认我们难以抵抗审查和消灭敌人的诱惑 ， 认为这是人之常情 ， 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制度 ， 也无论政治光谱是右的或左的 。 但是他以伟大的化学家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为例 ， 提醒人们：“我们构建我们脆弱的智识结构时多么缓慢 ， 而当狂热分子和仇敌掌握权力时 ， 它们又倒塌得多么迅速：‘刽子手只用了一瞬就砍掉了那颗头颅 ， 但法国即使用一个世纪也未必能再造一颗那样的 。 ’”他引用的是拉瓦锡的密友、数学家拉格朗日为他所写的悲痛悼词 。（82页）最大的不幸是 ， 日后的人类历史证明这份悼词并非仅为拉瓦锡而写 。
古尔德在全书的最后继续讨论天主教审查官的问题 。 他对梅迪思和他的门徒表示了最大的同情——“随着要删除的种类和形式变得更繁多更复杂 ， 尤其是随着删除的原则变得不那么清楚连贯 ， 甚至最尽职的监察人最终都会犯错……” （332页）也要怪格斯纳在写作中的认真和一丝不苟 ， 他为每个生物都写了几页谚语 ， 而伊拉斯谟是谚语的主要引用来源 ， 他在引用时非常一丝不苟地注明了来源 ， 这使可怜的审查官饱受折磨——在如此多的地方、以如此多的方式出现那个名字和如此多次地在同样的基本语境中简单地、令人心烦意乱地重复同一个名字 ， 这两种情况都会降低了每一次都被发现的可能 。 梅迪思们终于看花眼了 ， 在该书“论刺猬”这一章的谚语部分 ， 虽然伊拉斯谟的名字已经被尽责地涂掉了四次 ， 但还是在最具象征意味的位置通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