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静默的问号拉直】“主持编写者想尽量把这些意见糅进去 ， 但原来数学教材是有自己的体系的 ， 是个完整的系统 。 现在这样一来 ， 把原来的体系打乱了 ， 既有现代数学观点 ， 又穿插一部分实用知识 ， 诸如优选法和统筹法这一类内容 ， 各色各样的内容倒是丰富 ， 但教材理念是零乱的 。 这样的教材对学生练好数学基本功是有妨碍的 。 ”杨先生说 。
杨先生还说 ， 这样子学生难学好 ， 老师难教好 。 国内中小学数学教材的编写工作 ， 基本没有向造诣高深的数学家征求意见的习惯 ， 至少杨先生从来没有被“打扰”过 。
从事数学研究半个多世纪的杨先生认为 ， 编写数学教材 ， 重要的是看编写者的数学素养和数学史识 ， 而不在于他的教育学研究水平 。 如果教材作者对整个数学思想和数学历史不甚清楚的话 ， 编出的教材难免会有问题 。 对于学生来说 ， 当下学好数学的办法就是掌握好课堂上的学习内容 。 杨先生回忆当年求学时他的老师布置的题目量少且相对容易 ， 课间的一点时间就可以完成 ， 上中学时 ， 下午3:30-4:00以后 ， 基本上没有正规课程 ， 既可在校自修 ， 也可以回家 。
现在数学参考书特别多 ， 但孩子主动找书做题其实还是有些困难 。 杨先生说 ， 最好找他们的老师 ， 或者找专家请教 。 老师或者专家对孩子的学习情况比较了解 ， 可以给他们提些专业建议 ， 孩子自己有时并不太清楚应多学些什么 。 当然 ， 对于能力超群的人 ， 也可自己挑选参考书学习 ， 最后也能自成一体 ， 形成自己的风格 。 在数学历史上 ， 极少数的数学家是这样成才的 。 通过这样方式学出来的水准都特别高 ， 但这只是极少数甚至个别案例 。
学术无问西东 ， 向高手学习
杨先生说 ， 1950年代的中学教科书和大学教科书 ， 包括一些参考书 ， 大都是参照苏联教材体系编写的 ， 当时苏联的数理化教材体系比较先进 。 十月革命前 ， 苏联有一批数学家（物理化学的情况也差不太多）在法国、英国、德国等西欧数学强国学习 。 当时法国和德国是世界数学中心 ， 科学和艺术也是很强的 。 美国是二战之后 ， 数学才发展起来 ， 美国的经济实力明显强得多 ， 能够给学者们的报酬比欧洲高 ， 许多人才被吸引到美国去 。 二战前夕 ， 希特勒驱赶犹太人 ， 一批杰出的学者都跑到美国去 。 苏联的一批老数学家大都是在西欧训练和培养出来的 。 苏联也有几位本土成长起来的高水平数学家 。 十月革命后 ， 在多数国民待遇较差的普遍状况下 ， 对这些学者的待遇依然给予了较高的保证 ， 他们也因此能够继续做较高水平的工作 。 杨先生同时感叹：“1950年代后 ， 不少人到苏联和东欧留学 ， 水准比较好 。 中苏关系一紧张 ， 这些交流也就中止了 。 ”
杨先生一再提到数学家丘成桐先生 。 他坦言 ， 如果丘成桐一直在香港 ， 虽然也能做出成就 ， 但不太可能有现在这么高的造诣 ， 做出这么多出色的工作 。 诚如杨先生所言 ， 丘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大二时 ， 遇上一位刚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博士学位的老师 ， 在这位老师的带领下 ， 他得以了解到现代数学的样子 。 后来引荐丘先生到伯克利求学 ， 接触到世界第一流数学家 ， 由此打开了整个学术视野和格局 ， 加之他的天赋和勤奋 ， 学术光芒很快闪耀出来 。
不知不觉 ， 一个上午的时间悄悄溜走了 ， 恐先生劳累 ， 笔者向杨先生道别 ， 杨先生依旧精神奕奕 ， 站起身 ， 微笑着送笔者出门 。
笔者每次带着问题来 ， 在杨先生这里都能得到满意的答案 ， 这次也不例外 。 这样美好而永恒的时光 ， 杨先生还会给热爱他的人很多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