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 ， 道博教授在书中会告诉我们 ， 这些特立独行的行为也并没有像这些北加州的精英们声称的那么原创 。 硅谷企业的颠覆性植根于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 ， 它们继承了该运动的反权威和反精英主义的核心 。 与欧洲大陆的68一代相比 ， 加州的反主流文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 即它成立了数量惊人的公司 ， 并追求商业上的成功 。 因为 ， 私人商业公司被硅谷的嬉皮士们看作是对当时美国强大的国家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一种反叛 。
如果说嬉皮士精神在反主流文化的浪潮中扮演了破坏性角色的话 ， 那么麦克卢汉在硅谷扮演了建构性的角色 。 首先 ， 他带走了人们对于新媒体的恐惧 。 在《理解媒体》一书中 ， 麦克卢汉传达了他的重要信念 ， 信息传递的方式比信息本身更能影响我们的自我意识 ， 影响我们的人格 。 也就是说 ， 媒介或平台比内容更为重要 。 你若想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 ， 就必须转向媒介或平台 。 这种对内容的弱化很可能为科技行业的发展定下了基调 。 尽管硅谷不断发明的平台依赖于内容 ， 但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是次要的 ， 这种想法根深蒂固 。 只有平台和媒体创造的东西在这里才算是作品 。 另一方面 ， 内容是为所有那些没有足够智慧来写代码的人而存在的 。 例如 ， 向Yelp提供免费餐馆评论或向Facebook提供帖子的消费者 。
这些高科技公司的创新不仅是特定的时代思潮和氛围的产物 ， 同时 ， 他们也利用了公众的失忆症和对新潮的迷恋 ， 将一些现有的事物包装成了伟大的创造 ， 然后 ， 钻法律的漏洞进行高价贩卖 。 道博教授在书中以Uber和Lyft为例 ， “揭穿”了硅谷的某些创新 ， 仅仅是对监管漏洞的机会主义利用 。 这两家共享汽车巨头正在通过他们“创造性的破坏” ， 慢慢地摧毁出租车服务 。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 “创造性破坏”（熊彼特）的这一概念越来越多地被转化为积极的观念 ， 在科技行业它成为了神圣的信条 。 所有存在的东西现在都值得被颠覆 。 到了20世纪90年代 ， 创造性破坏已经成为一个开脱罪责的代名词 。 Uber这样的公司坚持对颠覆的崇拜 ， 因为它使其商业模式合法化 。 它们的司机是独立承包商 ， 没有议价能力 ， 没有福利 ， 也很少受法律保护 。 无论是Uber为司机设立的奖励计划 ， 还是分配车次的算法 ， 似乎都是为了惩罚司机的驾驶行为 。 然而 ， 监管总是缓慢、审慎和滞后的 。 在政府决定这些经营行为是否真正合法之前 ， 科技公司正是利用了这一时间差 ， 不厌其烦地向你解释他们是如何与众不同 。 声称一些看似颠覆性的东西 ， 实际上只是一个更大的连续性的一部分 。
在拆解了高科技公司的假装创新之后 ， 道博甚至发现了硅谷隐秘的同质化倾向 。 他将这一思想倾向追溯到了法国文化人类学教授吉拉德（René Girard）对硅谷的影响 。 他曾在斯坦福大学任教 。 吉拉德作为硅谷思想先驱被人知晓 ， 还要归功于泰尔 。 他在斯坦福上学时 ， 曾选修过吉拉德的宗教人类学课程 。 泰尔曾经说过 ， “吉拉德的思想是通往过去、通往人类起源和历史的门户 。 它是通向现在和心理学的门户 。 它是通往未来的门户 。 所以 ， 它是一种全景式的理论 ， 超级强大 ， 与人们通常听到的东西格外不同” 。 吉拉德最重要的理论就是关于欲望的拟态性学说 。 这个理论首先是反直觉的 。 因为 ， 他并没有说大多数人的欲望是模仿性的 ， 而是说这实际上适用于所有的欲望 。 也就是说 ， 我们所有的欲望都是复制的欲望 。 但恰恰是这种绝对性 ， 许多人最初会拒绝 ，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一些欲望是真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