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 ， 曾经有一场新的政治运动 ， 让人们看到了技术介入政治 ， 改变政治 ， 带来一种终极救赎的希望 。 这场运动始于瑞典 ， 致力于推动免费共享信息和数字隐私的海盗党在政坛上突然崛起 。 他们通过数字通信形式 ， 力图摆脱等级制、科层制 ， 让所有人平等地参与决策 ， 这种新型的工具成为了推广“流动的民主”（liquid democracy）的最佳载体 。 10年前 ， 欧洲各国的海盗党在议会迅速获得了大量的席位 。 2011年秋 ， 海盗党首次进入了柏林市议会 ， 次年 ， 他们在整个德国获得了高达12%的支持率 。 2016年 ， 冰岛海盗党甚至在议会选举中胜出 ， 成为了执政党 。 然而 ， 这股由互联网刮起的政治旋风 ， 今天几乎已经无疾而终了 。 无论是Twitter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的异军突起 ， 还是海盗党在政坛上的昙花一现 ， 都寄予了人们通过技术彻底改变政治的期望 。 硅谷的精英假设某种技术在各地都会产生同样的政治影响 。 这种逻辑不仅仅体现在他们对中东民主化的思考上 ， 也塑造了他们对自己后院的思考方式 ， 即关于教育、卫生和交通系统等 。 一切都容易受到同样的优化和破坏 ， 硅谷的精英们声称一切尽在掌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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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拯救一切 ， 请点击这里》
早在2013年 ， 白俄罗斯的作家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在他的第二本书《要拯救一切 ， 请点击这里》中提到了两种必须警惕的倾向 。 首当其冲的便是“技术解决主义” 。 这种想法认为 ，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问题 ， 从政治僵局到减肥 ， 重新描述为主要通过技术革新来解决的事情 。 这位硅谷意识形态最猛烈的批评者敏锐地指出了这种技术解决主义本质上的问题 ， 即它想用技术解决本质上非技术的人的问题 。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进一步宣布了数字弥赛亚主义在政治上的破产 ， “这种互联互通的弥赛亚主义并没有成真 。 相反 ， 数字通信正在侵蚀社区 ， 侵蚀我们 。 它破坏了公共空间 ， 加剧了人们的孤独感 。 主导数字通信的不是‘同情’而是自恋” 。
在韩炳哲看来 ， 数字技术带来了群体结构的变化 ， 创造了新的群体 ， 即“数字群”（der digitale Schwarm） 。 这次群体结构的变化堪比“大众”的出现 。 群体心理学的奠基人勒庞（Gustave le Bon）认为 ， 正是大众的出现瓦解了传统的政治秩序 。 形成大众的个体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 ， 使他敢于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 。 他们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个性 ， 形成了无意识、低智力的集体心理 。 而数字群和这种经典的“大众”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截然不同的 。 韩炳哲认为 ， 前者是一个完全没有灵魂和思想的群体 ， “人与人的偶然聚集尚不能构成大众 ， 只有当一个灵魂、一种思想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 才能组成一个团结的、内在同质（homogen）的群体单位” 。 由于 ， 数字群没有灵魂 ， 所以 ， 它无法发展成“我们”（一个共同体） 。 他们无法协调 ， 无法团结 ， 也无法形成有效的行动力 ， “与大众不同 ， 数字群不是内聚的 ， 它无法形成一种声音 。 网络暴力也同样缺乏这样一种声音 ， 因此才被认为是噪音” 。 韩炳哲对数字群的这一诊断 ， 可以说点出了数字政治弥赛亚主义的本质性尴尬 ， 即它是反政治的 。
参考文献：
Adrian Daub ， What Tech Calls Thinking: An Inquiry into the Intellectual Bedrock of Silicon Valley.
Frank Schirrmacher ， Ego: Das Spiel des Lebens.
Byung-Chul Han, Im Schwarm: Ansichten des Digital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