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大流行病的防控中 ， 不少专家学者将过度保护的防控政策解释为新的“安全主义”的表现 。 一个完全由社交距离、口罩和居家令主导的世界 ， 反映了人们对与陌生人交往可能产生的哪怕是最轻微的风险的恐惧 。 现在我们很容易接受由健康专家来重塑我们共同生活的轮廓 ， 这是因为安全主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碾轧了任何其它可能的阻力 。 从情感层面上看 ， 似乎有一个反馈循环 ， 即我们变得越安全 ， 任何剩余的风险就越难以忍受 。
当然 ， 这样的健康安全主义社会的建构也摆脱不了高科技公司 。 比如 ， 西方各国政府都以建模师提供的各种流行病学模型作为防控措施的最重要依据 。 他们认为每一个风险都是一个“错误” ， 需要一个合适的算法来“修复” ， 这也许是我们数字时代的最大错误 。 政客们喜欢借着“跟随科学”的口号 ， 通过将决策权交给算法来对冲风险 ， 由此也方便地规避了政治责任 。 然而 ， 这些流行病学模型的预测从事后来看 ， 几乎每个都错得离谱 。 也许 ， 高科技公司在“分子”（生物制药）层面上“制服”（大大降低了病死率）了大流行病 ， 但是 ， 算法终究没能破解“人”（流行病）的问题 。 因为 ， 病毒以人为载体 ， 它的传播受到人的习惯、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 。 这些因素终究难以被数字化 ， 所以对病毒传播的预测也就逃脱了算法的捕捉 。 对算法和模型的过度依赖 ， 表现了人们对“安全主义”歇斯底里的追求 。
在2015年出版的畅销书《被宠坏的美国心灵》中 ， 自由派专栏作家卢吉亚诺夫（Greg Lukianoff）和社会心理学家海特（Jonathan Haidt）教授为“安全主义”找到了一个社会心理学的根源 。 这个词最初针对的是“安全空间”和“触发式警告”的观念 ， 它们弥漫在美国的大学校园中 。 这些观念将学生与一切可能让他们感到恐惧或不舒服的事物与理念隔离开来 。 比如 ， 在罗格斯大学 ， 学生们公开要求触发警告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 ， 因为这本书可能增加学生的自杀倾向 。 而在哥伦比亚大学 ， 学生们抵制奥维德的《变形记》 ， 因为书中描写了性侵犯 。 《纽约客》的专栏作者苏克（Jeannie Suk）将此比作 ， “一个正在接受外科训练的学生 ， 他的带教老师担心学生看到血液会很痛苦” 。 海特认为 ， 触发式警告违背了最基本的心理学原则：帮助有焦虑症的人避免他们所害怕的东西的想法本身就是误导 。 如果学生们无法从他们不喜欢的人或不同意的观点那里学到任何东西 ， 那么我们将对他们造成巨大的智力伤害 。 卢吉亚诺夫和海特在书中其实已经指出了安全主义所面对的悖论：试图排除一切干扰的安全主义一定会在某个时候内爆 。 对安全的迷恋最终会成为最大的事故和风险 。
在泰尔的演讲中 ， 他引用了保罗书信中的段落 。 这些段落给予了我们相似的警示 ，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 灾祸忽然临到他们 ， 如同难产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 ， 他们绝不能逃脱” 。 硅谷为世界提供了安全主义的愿景 ， 同时也播下了下次事故的种子 。 当然 ， 在惊恐中 ， 科技巨头们又会为人类筑起下一堵防火墙 。
救赎or徒劳
随着数字技术在工作中的引入 。 工作被重新发明了 。 它变得更加灵活 ， 更加自由：自由职业者可以在他们喜欢的时候工作 ， 不受严格的工作时间限制 ， 在他们选择的地点工作 。 工作在数字化过程中往往显得与众不同 。 一切都更加非传统 ， 更加现代 ， 更加没有等级制度 。 在大流行病期间 ， 这些由数字化所赋予工作的新特质 ， 变得更为显著 。 这同样也适合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