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气候变化到疫情走势 ， 一切对未来事件的模拟 ， 随着时间跨度拉长 ， 准确性都会有所下降 ， 人口变化也不例外 。 人口学家一般认为 ， 对未来20~30年的预测准确性很高 ， 因为未来几十年内存活的人口大部分已经出生 。 而且 ， 这一时段的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迁移率都相当容易根据近期趋势推测 。
虽然如此 ， 中短期预测结果的准确性仍然容易受到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 。 例如 ， 当前人口学家正竞相研究COVID-19大流行对人口变化的冲击 。 在一些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 短时间内的大量死亡人数 ， 已导致了预期寿命的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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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预测 ， 到本世纪末 ， 尼日利亚人口数将增长2倍以上 。 来源：Sean Sutton/Panos Pictures
鉴于多数国家间的人口迁移都陷于停顿 ， 后疫情时期的人口计算 ， 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疫情对出生人数的冲击 。 生育率（fertility rate）指每名妇女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 ， 是人口学中的标志性数据 。 因为相比之下 ， 死亡率和人口迁移率通常较为稳定 ， 而生育率波动较大 ， 往往成为实际人口规模和人口增减预测的决定因素 。
以新加坡为例 ， 1972年 ， 政府出台一对夫妻最多只能生育两胎的政策时 ， 该国生育率约为3.04 ， 且预计仍将大幅上升 。 但1986年 ， 就在政府逆转生育政策、鼓励生育多胎之前 ， 生育率已暴跌至1.43 。 到2018年 ， 新加坡生育率跌至1.14 ， 且至今仍停留在愁人的1.23 。
在不依靠移民的前提下保持人口规模稳定 ， 一个国家的生育率需达到每名女性生育2.1个子女的生育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 。
短期和长期人口预测 ， 通常归结为对生育率变化程度的估计 。 这意味着 ， 人口学家需要依证据推测环境变化会导致怎样的行为 。 在高收入国家 ， 行为变化往往是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 。 例如 ， 就业机会涌现时 ， 女性会更重视职业发展；经济萧条期间 ， 夫妻则会推迟生育 。
而在经济欠发达国家 ， 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最大 。 随着接受教育的女性增多 ， 她们往往会减少生育数量 ， 推迟生育时间 。 随着卫生系统及分配网络的改善 ， 更多人得以实施避孕 。 在这个意义上 ， 生育率的下降反映了经济的发展 。
人口学家预计 ， 疫情会在短期内导致生育率下跌 ， 至少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如此 ， 因为疫情导致了经济形势的不稳定 。 而在经济欠发达国家 ， 因为避孕器具供应中断 ， 疫情期间的出生人口反而可能急剧增加 。
在一篇预印本文献中 ， Sobotka和同事介绍了美国和欧洲、亚洲多国共17个国家的人口数据 ， 数据显示 ， 出生人数的确有所下降——2020年11月的出生人数同比平均下降5.1% ， 2020年12月同比平均下降6.5% ， 2021年1月同比平均下降8.9% 。 其中 ， 西班牙一直是出生人数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 ， 2020年12月和2020年1月的出生人数同比暴跌20% 。
一些专家预测 ， 出生人数会迎来反弹 。 “目前看来 ， 出生率大抵会在十月前回复正常水平 。 ”美国密歇根大学附属医院（University of Michigan Health）产科医生Molly Stout说 。 疫情期间 ， Stout医生的团队采用电子健康记录 ， 构建了周边社区怀孕人数的模型 ， 为即将到来的新生儿数量做好规划 。 该团队发表的分析准确预测出 ， 2020年11月至2021年3月期间的出生人数将同比下降14%；该分析还预测 ， 到2021年第四季度 ， 出生人数将迎来相应激增 。
长时段人口预测
相比之下 ， 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遥远的生育率和人口数量变化更加难以预测 。 这也是产生激烈争论的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