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丰子恺曾在文章中所写 ， “我觉得古人诗词 ， 全篇都可爱的极少 ， 我所爱的 ， 往往是一篇中的一段 ， 或其一句 。 这一句我讽咏之不足 ， 往往把他抄写在小纸条上 ， 粘在座右 ， 随时欣赏” ， 他对诗词的喜爱和欣赏 ， 是写意与兴味式的 。 “课儿”时也是如此 ， 他似乎并不在意作者是哪个时代 ， 或是否有名 ， 只要诗中有画意、有故事 ， 借着诗句典故 ， 他给孩子们滔滔讲岳飞杨家将 ， 也讲聊斋子不语；也并不像学校语文课那样一板一眼、逐字逐句地解释字词 ， 而是着意点到诗中的趣味和意境 ， 是陶渊明式的“好读书不求甚解” 。
虽学得有趣 ， 但学过后 ， 丰子恺也一定是要求背出来的 。 宋菲君说 ， 外公的主张是 ， 不同年龄对诗词有不同的理解 ， 现在不甚懂得没关系 ， 先背出来 ， 将来自然会明白 ， “就像李商隐的诗 ， 等长大恋爱了 ， 自然就理解了” 。 这与很多人“理解了再背”的观念相悖 。 宋菲君说 ， 他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就不认同这点 ， 问是谁说的 ， 得知是丰子恺的话 ， 老师便不语了 。 想来 ， 大师总是有他的道理的 。
/ 诗词陪伴一辈子 /
和学校教育比起来 ， 宋菲君觉得 ， 外公丰子恺教诗词 ， 最特别的一点是“不功利”——学校让背古诗词 ， 是为了考试和文凭 ， 但外公的“课儿” ， 生动愉快 ， 为孩子培养的是一种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 ， 一种“感情世界的丰富” 。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说丰子恺是“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 ， 他对子女的教育也是纯粹的、艺术式的 ， 七个子女个个成才 ， 虽然日后并非专事研究古典文学 ， 但诗词 ， 始终是他们人生中的乐趣与寄托所在 。
在“课儿”传统的化育下 ， 丰家子弟古文造诣都极深 。 宋菲君童年在上海时 ， 外公和小姨、小舅住在“日月楼” ， 每到周末和年节 ， 其他子女也都回来 ， 聚在一起时 ， 诗词游戏自然地成为这个大家庭的重要活动 。 最常玩的是丰家独创的“飞花令” ， 玩法颇为有趣：大家想一句诗让某人猜 ， 猜的人可以随机问问题 ， 问到的人作答时 ， 须按顺序说一句含诗中字的诗 。 这游戏各种零碎时光都能玩 ， 等车、喝茶、游船 ， 随时随地开始 ， 是一个随身携带的消遣法子 。 唯一的要求是 ， 须得有一定的诗词积累 ， 但这对丰家不是难事 。 宋菲君记得 ， 有天全家逛城隍庙 ， 中午在一家饭店吃饭时 ， 点完菜闲坐无事 ， 游戏就又开始了 。 这次猜的人是大舅丰华瞻 ， 大家商定的诗句是“九里山前作战场” ， 这是《水浒传》里所引的一句民歌 。 大舅回来 ， 第一个提问的便是外甥宋菲君 ， 他必须用一句带“九”字的诗句来回答 。 问了三个人 ， 才刚说到“山” ， 大舅便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九里山前作战场” ， 众人赞叹不已 。 这是宋菲君印象中最快猜中答案的一次 ， 因而记忆最是深刻 。 丰华瞻便是丰子恺儿童漫画中所绘的“瞻瞻” ， 画上的可爱稚子当时已在复旦大学英文系教书 ， 古文功底相当深厚 。 此外常玩的还有“览胜图” ， 有点类似诗词版的“大富翁” ， 是相当风雅的一件玩具 。 家人或扮“词客” ， 或扮“美人” ， 或扮“渔父” ， 在棋盘上行行停停时 ， 宋菲君记得 ， 外公往往就坐在旁边 ， 或喝着酒观看儿孙们的游艺 ， 或吟诵着诗词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
和诸多处于新旧之间的中国现代文人一样 ， 丰子恺写得一手好白话散文 ， 又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学功底 ， 文学、绘画、音乐无一不精 ， 不过宋菲君告诉我 ， 1975年外公去世前 ， 对小舅丰新枚说的是 ， 他最丢不下的乃是诗词 。 “诗词陪了外公一辈子 。 ”从《丰子恺家塾课》所记述的片段中 ， 很容易感受到诗词对丰子恺这种温润的“陪伴” ， 它超越了学识或修养 ， 早已化入骨中 ， 是异代人事在现实中的回音——抗战逃难中 ， 丰子恺曾多次教给儿孙岳飞的《满江红》和南宋徐君宝妻的《满庭芳·汉上繁华》；而到1944年 ， 持续七年的战争进入反攻阶段 ， 当年中秋 ， 客居重庆沙坪坝的丰子恺饮酒大醉 ， 醒来戏仿南宋末年词人蒋捷的《贺新郎·兵后寓吴》作另一首《贺新郎》 ， 却一扫原词中国破黯然之意 ， 乐观地预言“来日盟机千万架 ， 扫荡中原暴寇 ， 便还我河山依旧”；更漫说日常生活里 ， 猫咪、蟋蟀、螃蟹 ， 桩桩件件的物事都能引他随口吟两句诗、绘一幅画 。 “课儿”的时候 ， 他不强迫孩子弄清每一个字义 ， 而是让他们体会到诗词给予人生的陪伴 ， 那样一种穿越古今、与己有关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