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导火索和影响 五四运动导火索( 二 )


孟子对仁的论述远没有孔子那么复杂, 单独用仁的案例很少, 更多的是仁、仁、仁政、仁的话语 。 “仁”成了修饰名词, 主要意思好像转移了 。 经过孟子的努力, “仁”的含义有了明确的方向, 可以更具体地理解和概括 。 这就是为什么学者们多谈“孟子之仁”, 也是为什么他们把自己的“仁”限定在“仁政”上 。
事实上, 孟子的“仁”不能仅仅用“仁论”来概括, 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 。 狭义的“仁”就是学者所说的“仁政论”, 广义的“仁”还有“仁”和“个人修养”等其他含义, 这也是孟子继承孔子学说的地方 。 就后者而言, 在孟子的话语中占有一定的比重, “怎么会有仁者在位, 而可以为民有所为”[9];这是孟子对“仁者”的厚望 。 “只有仁慈的人才能把大事化小, 所以有所作为的是同一件事 。 是孟子对“仁者”的敬仰 。 对于孔孟来说, 仁者无敌 。 “仁为民之心”“君子之性在于仁、义、礼、智根植于心”[11], 其中强调个人修养的问题, “仁义”是孟子反复提到的个人行为准则 。 “仁是真理, 亲近他人也是”, “尧舜之道在于孝”, 而尧舜“无仁政则不能和平治天下”[12], 这显然是对孔子“孝为仁之本”说法的认可和赞同 。 孟子继承孔子的地方还有很多, 这不是多余的 。
如果孟子只是闭门造车, 那么其影响也不会那么大 。 他没有僵化“仁”, 而是把它
用之于政治, 即而产生了狭义上的“仁政学说”, 这是学者们一再发表论说的地方〔13〕, 也是我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由孔子的“德政”提升而来的, 在孟子看来实施“仁政”在战争动荡时期能达到“王天下”的目的, 当然这一“学说”也没有最终实现 。 然则何以儒学“仁政思想”又经久不衰?“仁政学说”的道德含义, 正是孔孟之学经千年而不灭的原因之一 。 在一统太平时期实行“仁政”能出现治世, 治世在百姓的眼里, 即是好皇帝施行仁政的结果, 而乱世则是暴君带来的恶果, 皇帝的好坏即谁勤于政事, 替天下苍生着想, 布惠天下, 行仁政 。 在中国整个历史长河中, 人治始终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而人治的好坏直接表现便是道德的评判标准, 孟子的仁学便只是对执政者如何要求, 其具体施政内容也多为一些大而化之的东西, 没有具体的规范与教条, 仁义礼智, 虽强调个人的修身, 却正好是对个品德的修养, 而不是对法律、法治的把握, 道德与政治的合二为一, 便产生了人治方面的弊端, 对官员的执政公平与公正, 依法与道德的差别则偏向道德的要求, 《云梦秦简》《语书》中曾一再强调“依法”, 说明在我国专制早期, 曾有一个好的开头, 但却没有被继承与发扬, 毕竟道德对人性来说, 更显眼也更容易让人理解 。 而这正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后果, 虽然不全是孟子的功劳, 但其始作蛹却不容回避, 法制排除道德上的干扰, 而儒学又千方百计把道德作为其一个重要内容, 人治很容易以道德为治国的依据, 《春秋》决狱本身就是对法律的破坏, 对时代的一种静止理解, 所以汲黯对汉武帝有“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言论, 道德的评判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掩饰性, 法律讲求唯一性和公平性, 道德却参与了人的感情与同情, 这也是孟子人性善论的基点 。

“仁”与政结合便是“仁政”, 主体偏向于政治范畴;与礼、义、智结合则是个人修养问题, 更多的属于道德范畴, 而道德是个人自愿的行为而不具备强制性 。 德治与仁政, 在孔子和孟子看来都是以个人修养为前提的, 如果能落在实处, 而不流于形式, 当然有它的作用 。 今天治国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党有一系列的原则、纲领、宗旨, 如果这些都能真正贯彻, 当然利国利民, 而一旦出于形式, 便一无足观 。 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 1919年1月18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的27个协约国, 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 。 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 派出了陆征祥、顾维钧等5位代表参加会议 。 巴黎和会不顾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三项提案, 背信弃义, 把德国在青岛及山东的特权, 全部转让给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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