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形象怎么形容( 三 )

还有正反对照。作者把王安石与蔡京比做一根绳子的两端，巧妙选取两人生活习惯的某个侧面对照描写，入木三分。比如，神宗和王珪看到王安石衣领上的虱子，二人“只是会心一笑，未吭声”，画面感极强。王珪下朝后打趣王安石：“屡游相须，曾经御览。”王安石听后的反应却是“一笑了之” 。王安石于书卷外，一切嗜欲都异常淡薄，常常“囚首垢面而谈诗书”，吃饭只吃离他筷子最近的那盘菜。蔡京则奢华无比，他爱吃蟹黄包子，做包子也要用十数个年轻娇美的婢女流水作业。如此对比之后，结果令人震惊，王安石两次任相时间相加仅5年，而蔡京却能在相位长达18年又6个月。
第三，借他人眼中的样子间接描写出人物的变化过程。令人刮目的是，作者笔下的人物，大多更新了大众的固有认知。比如苏轼在本书中的形象，既不同于文学史中那个豪放洒脱的一代词人，又不同于林语堂笔下那个享受人生趣味的理想人物，而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苏轼。去黄州之前，苏轼任性使气，表现令人咂舌。他因政见不同恶攻“密友”章惇；在“车盖亭诗案”中，曾饱受“乌台诗案”之苦的苏轼，却不能为蔡确免于因诗获罪挺身而出，反倒出了一个“滑头”主意，不禁让人大跌眼镜。65岁那年，朝廷大赦天下，他从海南北归。此时的苏轼，已非昔日“以高才狎侮诸公卿”的子瞻。这里写苏轼，是以老友刘安世的眼光间接描写，“坐时已自瞌睡”“知其不永矣”，并语人曰：“浮华豪习尽去，非昔日子瞻也” 。这种间接的表现手法，更能激发出读者今非昔比的感慨。
作者在这里采用自然流动的小说叙述手法，笔随意走。笔至此，顺势写刘安世这个人物。苏轼赞刘安世“铁石人也” 。作者藉此宕开一笔，写到“铁石人”几次死里逃生的奇异经历。刘安世行山中，一巨蟒与之对视，后离去。同行道是“见公来喜相迎” 。章惇派人杀安世，几次三番，杀人者皆突发暴亡，“铁石人”自岿然不动。人又谓之“殿上虎”，因其不畏权臣、敢道真言。当初，司马光赏识其人品，问为何，道“某闲居，足下时节问询不断，某位政府，足下独无书，此某所以相荐也” 。作者道：“一个持有正确政治理念的人，未必是个善人；相反，一个思想保守的人，也未必是恶人。”诚哉斯言！
第四，作者擅于写普通人情，写得家常、温暖，对于历史人物传记来说，这样的手法温婉有情、可读性强，能使文字软化。64岁的王安石，病中思念女儿女婿，作诗寄小女儿曰：“仰有桂兮俯有兰，嗟汝归兮路岂难？望超然之白云，临清流而长叹。”又有诗赞小外孙女曰：“南山新长凤凰雏，眉目分明画不如。年小从他爱梨栗，长成须读五车书。”此情此景，极富代入感。
作者塑造人物时，笔底每每充满感情。比如写蔡确，他因诗获罪，从此沉默寡言。蔡确被贬新州，只携爱妾“琵琶姐”和一只鹦鹉赴任。每唤爱妾，便敲一小钟，鹦鹉代为传呼。不久琵琶姐病死，一日蔡确穿衣，误击小钟，鹦鹉又连连呼唤“琵琶姐” 。可是“鹦鹉声犹在，琵琶事已非”，蔡确从此抑郁成疾。等到新党重新掌握朝政，蔡确已客死新州，追随琵琶姐而去。
第五，作者擅于捕捉戏剧性冲突，在矛盾中凸显人物性格，以此揭示党争的荒诞。“借刀杀人”一节中，曾布试图调和新旧两党，屡次向徽宗引荐陈瓘。被称“道德狂人”的陈瓘却上书弹劾曾布，并做好了卷铺盖走人的准备。宋徽宗道：“瓘如此报恩耶！”曾布无言以对。“引狼入室”讲的是“龟鹤宰相”韩忠彦和曾布的“神操作”：在蔡京即将入京时，韩忠彦遣子到郊外恭迎，而曾布则遣子至更远的20里外迎候。双方都想引蔡京这头“狼”扑倒对方，没有料到双方都倒在了蔡京的“狼爪”下，结局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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