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张汝舟先生曾明确提出"三证合一"的研究方法，就是说要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基础上加一个"天上材料"（天文历象），做到"三证合一"，使结论更为可靠 。他这个提法很新颖，也很科学，哲很是服膺 。张闻玉是汝舟先生的学生和信徒，撰写了大量铜器断代和西周王年考证的文章，但他的结论似乎还是停留在他的老师汝舟先生的定论上，认为公元前1106年是武王克商年 。
张闻玉先生给出的西周年表，哲也分析研究过，觉得存在有太多问题 。过去十数年间，哲通过铜器断代和远古文献比对自拟定了个西周年表（见图），断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1050年2月10日周正二月三十甲子日 。其中大部分与《竹书纪年》有很大的吻合，只是某些王序有所不同，或可间接表明《竹书纪年》确实是信史，只是有些小差错而已 。
研究历史，离不开时间标尺 。顾炎武《日知录》云："自《春秋》以下记载之文，必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 。此史家之常法也 。"虽然铜器铭文中，没有表现的如此明显 。不过但凡带有歷日叙事性质的铭文，实际上和"文以系时"的编年体史家记事方式差不多的，"时不二指"是清晰表述历史事件的最起码要求 。那些认为铜铭歷日"月相"非定点的谬说可休矣，尤其王国维先生的"月相四分说"荼毒太深，必须扬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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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代以来，尤其是近一二百年以来，有歷日的铜器累积出土了不少，其中年、月、月相、日干支俱全目前算来也多达六十余件 。利用铜器铭文研究历史，早已形成专门的学问 。铜器铭文记有王年、月、月相、日干支，这是实际天象的真实记录 。理论上来说，利用这些"歷日"进行铜器断代，是可以得出准确的结论的，但目前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太多 。
张培瑜先生曾打过一个比喻，说是铜铭歷日中"年、月、月相、纪日干支"四项数据和王年断代，就像是个代数方程，条件都存在不确知性，是个世界难题 。他举例说（我只引大意，原文就不引用了），若知晓西周列王在位年数、月相含义、西周歷法内容，那么由铜铭歷日可以整理出各王铜器归属 。或者，从已知铜器的断代分组（所属王世）、西周歷法、各王年数，则由金文历象数据可以求证西周月相真实含义 。类似，知道了铜器断代、月相、各王年数，则可以考查西周的歷法 。最终目的是求出西周列王年数和总年 。因此，就必须首先要解决好"月相词语"、"西周歷法"、"铜器断代"这三个问题不可 。
哲非常首肯张培瑜先生的思路，我想这也是大多数涉猎了青铜器铭文历史研究者的必然思路 。事实上，根据哲的多年研究，西周列王年数，《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是比较准确的，只是有些王位序次颠倒及在位年数存在多种说法而已 。这给"铜器断代"、铜铭歷日的推溯有了一把基本可靠的标尺 。关于"月相"含义，前人也作了较多研究，有些学者也提到了正确的观点，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我相信只要不迷信权威、墨守王国维"月相四分说"的人，大体都能接受"月相是定点"这一正确观念的 。
在这里，我要重点说说"西周歷法" 。事实上这个问题过去学者注意到的并不多，但是又非常的关键，我认为它是引领我们走出历史迷宫的钥匙 。过去学者很少有专门的论述，诚如张培瑜先生，虽也写过《中国古代歷法》专著，对历史记载缺失的先秦（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古六历等）秦汉初歷法进行过复原研究，但是对于古代歷法观念还是较少涉及 。
我不是天文历算学家，所以诸如古人观象授时变迁、斗建昏建原理、岁星十二次循环、甲历四分术推步朔望方法、四时节气划分等等，都不是我这个门外汉用一篇文章能讲清楚的 。虽然我也略懂四分术推步朔望原理规则，但却懒得去推步，大体经常用张培瑜先生《朔望史历表》 。正是由于张培瑜先生的精心测算，我们省心多了 。前面所说的并没有批评张培瑜先生的意思，我想说的是，我们要是能正确地理解古人歷法的观念，就会大大提高我们推溯铜铭歷日的准确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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